
26岁以前,姜菲恨酒。在她的童年记忆里,酒局意味着失控。
姜菲的父亲爱喝酒,几乎每顿饭都要用白酒佐餐。家里随时会成为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推杯换盏的场所,他们大声谈笑至深夜。姜菲在房间里写作业,逐渐习得了在嘈杂的地方屏蔽声响的能力。父亲的朋友走后,客厅地板上总是会有零落的花生壳和烟灰,家里弥漫着浓浓的酒气。
赶上父亲在外喝酒,是一场更随机的灾难。如果他深夜喝醉回家,一路走一路吐,姜菲的母亲在安顿好父亲后,还要摸黑去清洁楼道里的呕吐物。有一次,姜菲起床上厕所,闻到父母房中传来一阵恶臭,才发现父亲喝断片后失去控制,躺在床上大便了。
姜菲的父亲是工程承包商,少不了对上对下的应酬喝酒,因此在外的酒局,无论最后发展得多么荒唐,都天然地具有一种话语上的正当性:“喝酒还不是为了挣钱养你们娘俩!”
通常人们关于酒局的想象,也和姜菲父亲的这句话一样,将女人排除在酒局之外。三五成群的男人或热闹非凡,或相顾无言地推杯换盏,以酒助兴,借酒浇愁,逸兴壮思在酒里,生意事业也在酒里。古往今来,这样的画面不断地被记录。

传统的酒局。(图/以法之名)
在鲁晖的家乡,酒席上男女默契地分开两桌,男性长辈喝酒吃菜,女性长辈和孩子坐在一起,几乎滴酒不沾。还没成年的女孩是例外,鲁晖有时会被喊到男性长辈那桌,在提点下尝几口白酒,“锻炼锻炼,女孩不会喝酒会吃亏”。
她喝下一口白酒,回头去看正在给小孩喂饭的伯母和母亲,想象她们那桌喝酒的模样:如果女人也聚在一起喝酒,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她们会聊些什么?

“Mommy Juice”
上中学时,唐莉第一次从中国台湾的综艺节目里知道了“Mommy Juice”(“妈妈的果汁”)概念。女艺人在节目里聊育儿的辛苦,需要在孩子睡了之后喝一杯红酒来排解。偶然被孩子撞见自己在喝酒,孩子好奇想要尝试,她们就把酒戏称为“Mommy Juice”,一种只有妈妈才能喝的果汁。

唐莉和朋友们的酒局。(受访者供图)
20年前,来自小城市的女高中生唐莉对婚姻、育儿等成年人世界中的事务没有具体的概念,只是记住了那位女艺人讲述这些压力时的乐观口吻。
10年前,唐莉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尽管有父母帮忙带孩子,她仍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天翻地覆。家庭变成了一条围绕孩子运转的两班倒流水线:白天由父母负责带孩子,唐莉和丈夫下班后负责晚班,让长辈休息。孩子每三个小时要吃一次奶,唐莉和丈夫的夜间睡眠就被分割成以三小时为节律的若干段。后来,丈夫对此感到疲惫,偶尔装睡,“他明明也听到了,但起床喂奶的动作却越来越磨蹭。孩子还在哭,就看谁更不忍心”。
唐莉是那个不忍心的人,于是喂夜奶的任务在沉默中完成了转接。她的睡眠也因此变得稀碎零落,晚上入睡困难,哪怕孩子不哭闹了,她也无法再次入睡。
某一个失眠的夜晚,唐莉想起了“Mommy Juice”。她开了一罐啤酒,在餐桌边给身在加拿大的大学好友打视频电话。唐莉在昏暗的屋子里对着屏幕跟朋友干杯,压低声音倾诉自己的疲惫和压力,一边哭一边笑。

一些人以喝酒来缓解疲惫感与压力感。(图/酒鬼都市女人们)
事实上,“Mommy Juice”在美国出现后,西方的红酒广告就开始强调红酒低度数、柔和口感等针对女性的特质,同时营造出红酒的消费场景包括可供育儿妈妈放松独酌,且不影响其生活。也就是说,即使用喝酒来放松,广告里的妈妈形象也不是呼朋唤友的松弛,而是忙里偷闲独享的片刻轻松。
唐莉开始偶尔约姐妹喝酒,但对外只说是姐妹聚餐,实际上大家只浅浅吃几口就开始喝酒。喝酒,是这群中年女人在务实的生活里,通往务虚的一把钥匙。
一开始,唐莉的姐妹酒局聊的都是一些抱团取暖的话题,譬如在育儿、婚姻、工作等方面压抑的情绪。某一天,有个姐妹在酒局上分享了一本小说,唐莉才发现“我们毕业之后,都没怎么看书了”。
人到中年,琐事缠身,年轻时高谈阔论的文学、历史,唐莉觉得“再拿起来说有种不知道从哪来的羞耻感”。毕竟,“我混得不上不下,股票最近才解套,还聊这些有的没的,又不是小女孩了”。
酒精在血管里微微释放,那种羞耻感被短暂地麻痹,唐莉和朋友们从口袋书开始重拾对阅读的讨论。有一次,她们聊起作家韩江的《素食者》,竟然所有人都对书中那种平静的、压抑的想象和疯狂露出一种了然的微笑。唐莉反复回味这个瞬间,那几乎是孩子出生之后,自己的状态最接近少年时代的时刻。
我问唐莉,是否记得她学生时代爱看的综艺里,徐熙娣说姐姐徐熙媛会在姐妹带孩子和狗到公园野餐聚会时,把香槟装在保温杯里,分给姐妹们喝。

“Mommy Juice” 很重要。(图/康熙来了)
唐莉一阵大笑,那句徐熙媛将保温杯递给徐熙娣时说的话几乎是脱口而出:“Drink it!”

告别“权力的游戏”
鲁晖很擅长喝白酒,也很了解酒桌文化。刚入职场的时候,领导带她和另一个新人出差,她给新同事指出“主陪、副陪、主宾、副宾”的位置时,对方“眼睛瞪得要掉出来了”。“山东人不打酒桌逆风局。”鲁晖调侃自己。
决定一个人的酒量的因素,一部分是基因,另一部分则是后天的锻炼。这是鲁晖的“酒量理论”。由于两者兼得,鲁晖一度是商务酒局里为数不多负责“挑大梁”的女人。
鲁晖的第一份工作需要长期和北方某省制造业的供应商打交道。谈事必喝酒,喝酒必喝醉,尤其是有求于人的时候。对方会试探你的酒量,把酒量试出来似乎意味着一种胜利。
喝酒是谈生意的前摇,像是对后续合作的一种服从性测试,是乙方向甲方交出的投名状。“宁可胃上烂个洞,不叫感情裂条缝”这句话,鲁晖从同是乙方的同事嘴里听过,也从甲方劝酒的客户嘴里听过。这话由乙方说出来是表忠心,由甲方说则带着一种施压的感觉。
女人在这样的商务酒局里,如果不展现出“能喝”“大方”的一面,但碰巧又长得比较好看的话,就会成为一种被观看的资源。有一次,领导带着鲁晖和几个供应商吃饭。其中一位女生明显不太能喝,友商劝酒劝到她实在喝不动后,提出要那位女生唱支歌或者跳个舞。

女性在酒局中的境遇。(图/乔妍的心事)
自己创业之后,鲁晖的公司做出海业务,即使有少数商务酒局,也不会遇到过去那种酒局上男女比例极端悬殊的情况。年轻人之间也很少通过劝酒来进行商务谈判,大家默契地采用更市场化的方式,“相对来说文明了很多”。
鲁晖能喝酒这个本领变成了一个秘密,只有在她回老家的时候,这个秘密才会重见天日。过年回家,她明显感觉到家里的酒桌变得越来越寥落,有些男性长辈已经去世了,有些则出于身体原因不再喝酒,同辈的男性不是说自己要开车,就是说自己得帮忙干活,也凑不出小时候那种热热闹闹的酒桌。
吃饭时,婶娘说起鲁晖从小喝白酒就不眨眼,别的孩子都被辣得眯眼睛,她像没事人一样。鲁晖突发奇想,问长辈们:“你们想不想来一杯?”长辈们摆手推脱,说自己很多年没有喝酒了,这么大年纪还喝酒像什么样子,一会儿还要收拾桌子云云。
鲁晖还是给女性长辈们每人都倒了一小杯酒,她们依然喝得很克制,没有突然拔高的音调,也没有将酒杯重重砸在桌面的声响。
母亲拉了拉鲁晖的衣角,有点得意地说:“你都不知道,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喝,你是像我。”

成瘾
喝酒的体验是一条开口向下的曲线,微醺是最快乐的。一旦触到即将喝醉的那个临界点,体验就会急转直下,身体和头脑都会出现一种微微的失能感,微醺的快感被不适接管。
唐莉严格地将自己控制在微醺的程度,克制地享受酒精在体内蒸腾的感觉。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自律。

一个人的微醺。(图/好东西)
有一次,唐莉和朋友聚餐时喝多了一点,回家的时候边脱外套边和婆婆说话,带出了身上的酒气。从那以后,公婆对她喝酒这件事的敲打就变得有些频繁。在带孩子方面,唐莉和丈夫有分工:她在学生时代是校排球队的,身体素质好,负责带孩子日常锻炼,并负责孩子的健康管理;丈夫大多数时候负责辅导孩子的作业,但语文、英语两个科目的辅导还是由唐莉负责。
“喝酒”变成了一种不够负责的表现。有时给孩子辅导作业,唐莉夫妇会有些着急地训斥孩子。婆婆每每把孩子学业表现不如意归咎于唐莉:“当妈的只知道喝酒,孩儿怎么能好。”
唐莉觉得这很荒谬。已婚已育的朋友要攒一个酒局本来就很难,她们的聚会也只是几个月一次。但作为母亲,会喝酒似乎天然是一个道德有瑕疵的标签,哪怕她只是偶尔喝一点“Mommy Juice”。

偶尔的聚会。(图/酒鬼都市女人们)
在喝醉这件事上,姜菲觉得自己受到了基因的诅咒。
因为父亲酗酒,她在童年时对酒深恶痛绝。大学毕业后,姜菲考研二战失败,考公、考编的结果也不理想。意识到自己困在标准化考试里蹉跎了太久后,姜菲开始找工作,偏偏屡遭不顺。“几乎所有HR问我的第一句话都是,简历上为什么有两年多都是空白。”
选拔考试中反复经历的失败和待业太久的压力交织在一起,姜菲鬼使神差地买了一瓶超市里的伏特加喝。那种茫然的醉意袭来,姜菲感觉自己的手和脚动起来都比原来慢,思绪也变得很淡。
现实的压力在酒精的作用下,暂时远离了她的头脑。姜菲不知道为什么酒精能让人感到快乐,她在这种快乐中回忆起自己被酗酒的父亲影响的童年,一边感到羞愧,一边依赖着这种醉意带来的轻松。从一瓶到三瓶,再到独自喝掉一打啤酒,姜菲常常在喝醉后感到痛苦,感觉自己开始向酗酒的基因臣服。

(图/晚酌的流派)
姜菲在论坛上讲述自己酗酒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困扰,收到很多回帖。有一个和她同城的女孩提出一起戒酒,一起推动现实中的待办任务,比如找工作、去户外等很具体的事情。姜菲觉得这很荒谬:两个酒鬼怎么可能结伴戒酒?
但那个女孩很执着,每天都给姜菲发私信打卡。姜菲受到感染,也开始重新投简历,学着调整面试表现,想喝酒的时候就去跑步。
找到工作那天,姜菲私信女孩分享这个消息。她们相约见面,坐在河涌边的石椅上,姜菲带来了两瓶苏打水。两个女孩高高地向天空举起易拉罐,庆祝一次微小的成功。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第703期《低度人生》
原标题:《酒桌之外的她们,在旷野里一起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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