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879：独行法兰西: 第612章 “十二怒汉”？

  第612章 “十二怒汉”？
  莱昂纳尔和苏菲回到自己的包厢，关上门，稍微隔绝了一些车轮的噪音。

  苏菲转身看向莱昂纳尔，轻声问：“莱昂，你创造这个故事时，认为波洛应该怎么选？”

  莱昂纳尔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模糊景象。

  1883年的欧洲大地，涌动着资本、帝国、民族、阶级以及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阅读《东方快车谋杀案》原著时的情景，当时的震撼与迷惘，在今天又重现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34年写下这个故事，背景是“一战”后秩序松动、传统价值观面临挑战的时代。

  而此刻，1883年，何尝不是另一个巨变的前夜？

  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开口：“在我的想象里，这既不是简单的‘好人赢了’，也不是‘坏人伏法’。

  如果法律因为漏洞、金钱、权力或者纯粹的运气，无法惩罚罪恶，无辜者承受了所有痛苦甚至毁灭。

  那么，在这种时候，惩罚的权柄回到了哪里？”

  苏菲也陷入沉思当中，她也无法确定自己更愿意看到哪一种答案——

  身为普通人，她乐于见到恶人伏法；但是两年来为莱昂纳尔处理生意的经历，又让她对规则有着本能的敬畏之心。

  莱昂纳尔声音并没有停：“每个人认可的正义形式和愿意承担的代价是不同的，我们的困境就在于此——

  我们尊重法律，但我们也看到了法律在阿姆斯特朗一家悲剧面前遭遇了彻底失败；

  我们每个人都理解并且同情那十二个人的痛苦与动机，但这是否等于要认可这种私刑？”

  苏菲坐到他身边，也望向窗外：“所以你让大家明天在做决定？”

  莱昂纳尔最后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法律无法惩罚恶棍，那么惩罚的权柄就回到了人类良知的手里。

  而良知，从来不按规则出牌——但这世界上，有几个人会认为自己缺乏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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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讨论，不用等到第二天，就已经在一些乘客发生了。

  吸烟车厢里，《费加罗报》的乔治·布瓦耶和《泰晤士报》的亨利·布洛维茨就着白兰地，进行了一番简短的交锋。

  乔治·布瓦耶的情绪有些激动：“亨利，你得承认，如果现实中真有这样的事，那十二个人是无辜的！

  法律背叛了他们，他们只是拿回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正义。”

  亨利·布洛维茨则吐出一口雪茄烟雾，摇摇头：“乔治，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种事绝不能被鼓励！
  今天能对一个逃脱制裁的绑架杀人犯动私刑，那明天呢？一个逃税的银行家、一个失职的政客、一个出轨的丈夫……

  任何被认为因为‘法律不公’而逃脱制裁的对象，是不是都能追杀？那谁来界定什么是‘值得’动用私刑的罪恶？

  愤怒的民众吗？那会回到中世纪，回到宗教裁判所。不，不行。法律必须至高无上，即使它偶尔会犯错。”

  乔治·布瓦耶笑了起来，笑容中充满讽刺：“偶尔犯错？阿姆斯特朗一家那是‘偶尔犯错’吗？那是司法的崩溃！

  当体系无法保护一个三岁女孩，无法给她的家庭最基本的公道时，你还要人们盲目地信仰这个体系？这是残忍！”

  亨利·布洛维茨立刻反问：“所以你想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刽子手？我们都很清楚舆论的力量。

  如果公众情绪可以代替法律审判，今天为阿姆斯特朗家欢呼，明天就可能把另一个无辜者撕碎。

  想想那些民众的暴动，想想你们的皇帝，想想公社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绪是靠不住的！”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能碰杯，将争论暂时搁置，但分歧显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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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节卧铺车厢的走廊上，罗斯柴尔德夫人和她的丈夫也有过低声交谈。

  “詹姆斯，你觉得呢？”罗斯柴尔德很少询问丈夫对抽象道德问题的看法，但这次不同，这次她要替莱昂纳尔问。

  罗斯柴尔德先生沉吟片刻：“从情感上我理解那种绝望和愤怒。如果我的亲人遭遇那样的事，而凶手逍遥法外……”

  他没有说下去，但嘴唇紧抿，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但是，从理性上，我必须站在法律那边，让波洛揭露真相。

  我们的生意依赖契约，如果今天可以为了一种‘高尚’的理由打破规则，明天就可以为了一堆卑劣的理由打破它。

  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就难以修复。市场稳定、信贷流通，甚至国家债券，都建立在人们会遵守规则的基本预期上。”

  罗斯柴尔德夫人追问：“所以，规则本身，比‘正义’的结果更重要？”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点点头：“是的。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个人的悲剧令人心碎，但规则崩坏会带来更多悲剧。”

  罗斯柴尔德夫人沉默了。她知道丈夫说得有道理，这是他们这个阶层赖以生存和繁荣的逻辑基础。

  但昨夜扮演琳达·阿登（哈伯德太太）时，那种失去至亲、法律无门的锥心之痛，也给她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这两种认知在她心中冲突着，一时间也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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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当早餐最后一道咖啡被端上桌后，乘客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起身，默契地走向沙龙车厢。

  沙龙车厢的窗帘拉开了，让上午的光线透进来。人们各自找了位置坐下，眼神中都带着跃跃欲试。

  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这个时代最好的精英教育，尤其是男士们，演讲与辩论是学习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昨天「东方快车谋杀案」留下的矛盾选择，让他们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与同学激情对线的场景。

  莱昂纳尔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诸位，昨晚的游戏，我们既走到了终点，也停在了一个岔路口。

  赫尔克里·波洛为我们揭示了两种可能性。现在，我们做出最后的抉择——波洛究竟应该向官方提供哪一种结论？
  决定权在诸位手中，基于你们的理性、经验、信仰以及对法律与正义的理解。”

  最先开口的是夏尔·德·弗雷西内，作为法兰西的资深政客，他的立场很明确——

  “如果这是现实，而不是索雷尔先生精妙的故事，那么我认为，第二种结论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

  共谋杀人，就是共谋杀人。无论动机多么值得同情，无论受害者多么罪有应得，都不能改变它是犯罪的性质。

  法律不因动机的善恶而失效，否则，法律将不再是普遍适用的规则，而成了因人而异的内心道德标准。”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我不是在为惩罚本身辩护。法律的权威，就正在于它超越了个体的激情和临时的道德判断。

  一旦一个‘看起来合理’的谎言可以成为实现正义的工具，那么法律将被迫向不断变化的公众情绪和道德冲动让步。

  今天可以是同情，明天就可能是仇恨；今天可以是针对一个罪证确凿的恶棍，明天就可能针对一个只是被怀疑的人。

  历史告诉我们，情绪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东西。坚守程序有时显得冷酷，但它是防止社会滑向混乱的唯一堤坝。”

  弗雷西内的话刚刚说完，几位与政府或大企业关系密切的乘客都微微颔首表示赞同。

  但反对的声音，也立刻就出现了。

  乔治·布瓦耶的情绪依旧激动：“你们说不能开私刑的先例，因为情绪不可靠。我同意，情绪确实不可靠。

  但一个让恶棍逍遥法外、让无辜者家破人亡的法律体系，就可靠吗？执行一个失败的制度，就是做不义的帮凶！
  如果继续把一切希望和权力交还给这个失败的制度，要求受害者无限忍耐，这难道不是一种怯懦的自我安慰吗？

  你们到底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在维护一个已经失去灵魂的空壳？”

  布瓦耶是在质疑当制度连“实现正义”这种基础功能都已经崩塌时，坚持遵守程序，是否本身就成了一种不义。

  画家路易·贝尔坦忍不住插话：“布瓦耶先生说得对！想想那个场景！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了！法律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如果我是那个家庭的朋友，我恐怕也会……天啊，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动手，但我理解那些动手的人！”

  夏尔·弗雷西内淡淡地回应：“我也理解，但我不认可。用另一场犯罪来‘纠正’前一场犯罪只会制造更多悲剧。”

  这时，东方学学者埃米尔·杜兰接过了话题，他把讨论引向了一个更宽阔的视角。

  “但是在历史上，‘复仇’并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野蛮和混乱。它甚至是荣誉文化和家族责任的组成部分。

  尤其在我们将要去到的奥斯曼帝国，那里的是社会依旧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复仇’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

  这个观点很新鲜，就连莱昂纳尔也忍不住往他的方向倾了倾身子，好听得更仔细一些。

  他这才发现，今天的剧本已经从《东方快车谋杀案》变成了《十二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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