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写作的必要性到底在哪里？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真理没有被我们揭示过？到底还有什么人，走过了一条迥异于别人、独属于自己的道路？
2025年度刀锋图书奖以“假如我是新的”为主题，呼唤新的连接、新的规则、新的书写与新的故事。作为推委会主席，作家李修文在回望2025年时，进一步阐释了他心中真正的“新”。
在他看来，对写作者而言，“新”始于自我怀疑，而怀疑意味着新的创造。
在AI逼近人类生活的当下，他相信，每个人都是世界的“孤本”。与他人不一样，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当机器学会写作，人类独有的审美能力，同样至关重要，“（它）会成为我们与其（AI）周旋乃至战斗的最有效武器”。
以下为《新周刊》与李修文的对话。
要确信、要确保，
让自己做一个有“活人感”的人
《新周刊》：每年都会涌现不少代表当下情绪与生活的新词，有的有趣、有的扎心、有的精准戳中新趋势，2025年你记住了哪个新词儿？
李修文：“活人感”。从本质上来讲，文学或者写作所做的就是塑造“活人感”的工作。
活人应该拥有独特的、他人无法替代的内心。我之所以对这个词感兴趣，深深地记住它，是因为我们一直处在某种被同质化，或是独特性被消解的可能性与危险当中。
（图/《死亡诗社》）
如果今天的写作都致力于建构人的“活人感”，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种种困境时，至少能给自己一条明确的通道：要像个活人一样活着。一个健全的、正常的活人应当有独特的内心，有不会轻易屈从这个世界的规则的内心，不容易被他人的主张或那些似是而非的“正确”所笼罩、所驱使。
尤其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看不清当下的方向，不知该往何处去。我们首先要确信、要确保，让自己做一个有“活人感”的人。
《新周刊》：在2025年的经历、阅读或观察中，总有一些新面孔让人眼前一亮。这一年，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新面孔是谁？这个人带给你怎样的思考和感受？
李修文：李怡萱。我不认识这张面孔，但我觉得作为一位作家，作品就是其最好的面孔。
我印象很深的是，2025年在杂志《收获》上读到了李怡萱的《洄游》，那是我心目中的天才之作。小说篇幅不长，结构极为精妙，语感也非常精确，既有个人命运，又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在受到伤害乃至凌辱时，对于个人命运纤毫毕现的呈现。我很少在年轻作家笔下看见，写作者既关注个人命运，紧紧跟随笔下那些受伤害的个体，又能让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所承受的命运，始终笼罩在个人与小说之上。
这部小说是有源头的，它的源头不是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位大师，而是我们共同的、极为深刻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记忆。
（图/《我的塞林格之年》）
而这种集体记忆，又通过写作者的努力，转化为我们切身可感的、逼真的个人经验。这部小说的优点还有很多：那样的一种留白，既紧凑又空茫；既有个体的颠簸，又有某种历史的迷茫。如果说一部作品是一位作家的面孔，那这部小说，就是2025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张面孔。
《新周刊》：放眼当下的科技发展、社会结构与文化潮流，你最关注的新变化、新现象是什么？
李修文：2025年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我们的许多故事乃至故事的法则，在相当程度上都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很多基于二战史观所形成的故事开端、结论，以及最终要指向的共同心理基础，都变得分崩离析，这一点在电影故事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图/《午夜巴黎》）
古希腊神话以来，尽管历经变迁，但我们的故事其实都在经受现代性塑造，也在每个年代不断演进。很多故事讲述的都是一个普通人如何远行，在一路遭遇里终将成为怎样的人，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改造世界，或被世界改造，我们也由此得出故事的结论。可如今，我们正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过去常说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空前压缩了远方的存在，所有“远方”，都变成了指尖上方寸屏幕里的景观。
尽管这一趋势早已出现，可它对故事的塑造、故事的完成造成的深刻影响，在2025年表现得格外突出。尤其在电影创作中，主人公因何出发、中间经历了怎样的遭遇、最终收获怎样的结局，这套叙事逻辑，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冲击。一个要传播的故事、一个以票房为导向的故事，或者说，一个面向读者的故事，更多是基于某种普遍的、能够形成共识的情绪之上的。如果说，过去我们的叙事是面向精神，面向人格境界的塑造与完成，那么今天，大面积情绪的被激发，成了故事出发的地方。
（图/《科琳娜》）
很多时候我们创作故事，是为了掀动更大的情绪；甚至只有当情绪被精准捕捉，既定的故事类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当下许多讲故事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仍在沿用传统叙事——对主人公而言，哪里是灵魂暗夜，哪里是在和魔鬼做交易，哪里是朋友反目，而最后朋友一定又会到来。
今天发生的变化是，传统故事里那种人们满心期待的远方拯救者可能不会再来——不会有人帮你寻找信物，帮你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的征途。
我们都活在一堆碎片化的情绪里，想要获得更多人的理解与认同，就要找准所有碎片化情绪集合在一起时所构成的普遍情绪。如此一来，许多经典的故事源头，便不存在了。
今天纯文学和类型化写作之间并没有本质分野。这种以情绪为源头的写作，它所遭遇的叙事困境，迟早会蔓延到所有写作当中。
一个被冒犯的时刻，
恰恰是获得罕见成长的时刻
《新周刊》：“假如我是新的”，对你而言，最想告别什么？
李修文：我想告别一个被城市化的自己。
我以前写《山河袈裟》的时候，每年都会踏足很多地方，认识很多新的人。这些人不是文人，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个从滚滚烟尘、草莽山川深处走来的人。他们都有货真价实的生命力，尽管这种生命，在很多人看来或许不安全，甚至会让人觉得被冒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只要稍稍不被理解，就觉得自己被冒犯了。我却觉得，恰恰是超出自身既往生命经验的人来到身边，生命才因此扩大，因此蔓延，因此充沛，也因此走向更深远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被冒犯，也是一个成年人成长的机会。一个被冒犯的时刻，一个走近这样的生命的时刻，恰恰是你获得罕见成长的时刻。
我为什么很长时间写不了散文？因为散文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货真价实的人。
（图/《玫瑰的故事》）
你要去及物，甚至格物。你要和自己想去书写的那些名物、山川、河流、草木、露水等，有命运上的交集——不是体验，是要与之形成命运上的交集。
你得和他们走同一条路，唱同一首歌——至少愿意听他们唱歌，无论他们唱得多么五音不全，无论他们的衣服多么破烂，鞋子多么寒酸。
我已经太久没有这种能力，或者说没有去创造这样的机缘。因为生活不是体验出来的，也不是随波逐流的，生活要靠自己创造。文学史上许许多多的大师，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是在创造命运的同时，创造了作品。我在城市里生活得太久，城市里的规矩也束缚我太久。好像人人都固守一些看似崭新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搞不好就是墨守成规中的“成规”。我们看起来的“新”，在历史上其实都不新鲜。或者说，每一代人都曾有各自崭新的生活方式，但如果我们长时间习焉不察，今天的“新”，很可能明天就是“旧”。而今天的“新”，也正逐渐成为每个人都要屈从的一种标准，这种城市的标准，有时候是需要质疑、需要突破的。
我想通过自己的行走，尽可能拓宽生活的疆域，以此告诉自己：城市的标准，不是绝对唯一的标准。
《新周刊》：抛开一切过往，“假如我是新的”，对你而言，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做一个崭新的自己，你最想干点什么？
李修文：假如我是新的，我想当个诗人。
我从来没有写过诗，但每天都读诗。只可惜我觉得这（当个诗人）已经实现不了。
我一直觉得，诗歌是所有文学形式里最凝练、至简的，创造了一个最深层、最丰饶的世界。
（图/《死亡诗社》）
尽管小说、散文在某种程度上都以展示人类的精神世界为己任，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写作，我越来越爱诗歌。我几乎每天都在读诗，甚至常常检讨自己，当初踏上的怎么不是一条诗人的道路。因为诗人与小说家、散文家，甚至与编剧，在语言构成、思维方式上都有很大区别。
越是到今天，我越是对那种源头性的东西感到特别好奇。诗歌所蕴含的创造性，在今天这个时代非常重要。
我们都知道，人对世界、对天空、对那些神秘而不可知之物的叩问，人与外部、与上天、与冥冥中存在的神灵进行的沟通，催生了最早的诗歌。
（图/《我的天才女友》）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刻，会诞生许多新的“神灵”——AI之神、VR之神、各种新媒体之神。它们在召唤新的诗人，召唤诗人与这些庞大、神秘、高高在上的事物，建立起人的联系、人格上的联系，建立起脆弱与脆弱之间的联系。
可能每个时代都需要诗人，但我觉得，在这样一个AI时代尤其需要。就像屈原向上天祷告，才有了《天问》。我们今天，其实又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人与机器、人与AI、人与新媒体之间，需要一个隐秘的、巫师般的角色。
我注定做不到，但我会越来越关注原初的问题：我们的诗歌究竟如何产生？诗的背后，又如何站着一个货真价实的人？而这些，或许正是这个时代非常迫切的问题。
写作，
让每个人都成为他人无法替代的个体
《新周刊》：在“假如我是新的”这个主题下，如果用一个词来诠释“新”，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才是新的？
李修文：自我怀疑就是新的。
就像刚刚，我充分怀疑自己今天写下的所有东西是没有意义的，甚至问自己：它们到底值得被写出来吗？
我相信，一个诚实的写作者，会不断怀疑自己、叩问自己——我写作的必要性到底何在？书架上有那么多大师的作品。何止是书架，新媒体上也有那么多大师的作品，正通过不断更新的传播方式，轻易、便捷地抵达每个人眼前。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写作的必要性到底在哪里？
（图/《小妇人》）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真理没有被我们揭示过？到底还有什么人，走过了一条迥异于别人、独属于他自己的道路？越是在这种意志性逐渐被科技、被AI、被我们今天很多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取消、规训的时刻，自我怀疑就越重要。
怀疑自己，意味着自己被战胜，意味着在许多事物面前承认自己的匮乏与无能，承认自己力有不逮。这样，我们才有了一种“变新”的可能——不是不断踏足新的地方、攫取更多新的事物，而是要返回自己的精神生活当中。我们要去关注，那些似乎已经被科技取代的苦难，那些自我的周旋、折磨，那些不断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发出的疑问。因为这些东西的前提，就是自我怀疑。一个人只有自我怀疑，他的每一天才有可能是新的。因为怀疑，意味着新的创造。
《新周刊》：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迭代，大语言模型能精准复刻各类文体，生成兼具逻辑与文采的文字。当机器写作逐渐普及并冲击传统文学创作时，在你看来，写作者还有多大的创作空间？文学该如何焕发新生？
李修文：首先我觉得，机器还没有完全学会写作。我们这些写作者，仍有一段残山剩水之路可以走。某种程度上，我们当前最急迫的使命，就是让人类写作的残山剩水延续得更久一些。我想，这依然是人的独特性，是无法被取代的地方。
（图/《机械姬》）
我认为，越是在AI逼近人类生活的时候，越要相信人类身上独有的创造性。写作的本质，就是穷尽自身乃至人类的精神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世界上的孤本。我们的写作所致力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他人无法替代的个体。
只要仍有我们感兴趣的人与生活，写作者在这条路上就还会走很久。与此同时，我反倒觉得写作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越来越没有分量。
因为AI基于大数据、基于科技所达成的共识展开写作，恰恰在提醒我们：变得跟他人不一致，是多么重要；每个人孤绝地成为自己，是多么重要；你独特的、无法被他人取代的审美能力，是多么重要。
（图/《她》）
我其实怀有莫名的信心。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并未发现AI给我的写作带来灭顶之灾。它们写得再多，从本质上也还没有到让我震惊的地步。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类的审美能力，会成为我们与它周旋乃至战斗的最有效武器。
排版：韵韵紫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第705期
《脑替——AI时代的阅读障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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