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879：独行法兰西: 第620章 我们的侦探被抢走了！（求月票）

  第620章 我们的侦探被抢走了！（求月票）

  海峡的另一边，与巴黎那边几乎一边倒的欢腾与期待不同，伦敦的舆论场翻滚着复杂难言的情绪。

  十月十五日，《泰晤士报》第三版，亨利·布洛维茨的报道占据了一小半的版面。

  标题很克制、很平淡——《东方快车上的推理游戏》。

  内容也很克制。亨利·布洛维茨简单描述了莱昂纳尔如何在沙龙车厢分发卡片，乘客们扮演侦探和嫌疑人，一个叫赫尔克里·波洛的法国侦探在游戏里找出了真凶……

  同样没有给出完整的推理和谜底。最后，他总结了一句：
  【波洛先生的推理能力不逊于夏洛克·福尔摩斯。】

  于是，那趟东方快车首航上的趣闻，已经不是秘密。

  原来一个名为赫尔克里·波洛的法国侦探，在一列横跨欧洲的豪华列车上，揭开了一起错综复杂的谋杀案。

  这点燃了整个伦敦的舆论界。

  当天下午，《每日电讯报》筹备的次日报纸，头版就换了整整三遍。

  第一版是印度西北铁路特许经营权谈判，主编看完《泰晤士报》上布洛维茨的报道，直接撤稿。

  最后定稿的时候，新头版标题就用最大的字号、占了整整三栏——《我们的侦探被抢走了！》

  署名“卡托”的评论员用了整整两栏篇幅来宣泄内心的不满：
  【1880年，索雷尔先生把福尔摩斯交给《良言》杂志。我们接受了，像接受一笔正常的文化进口。

  1882年，我们把索雷尔先生赶出英国，罪名是写小说侮辱女王。现在我们惊讶地发现，他带着一个新侦探回来了。

  只是这个侦探不叫福尔摩斯，叫波洛。波洛是法国人。

  我们亲手把这个侦探和属于他的故事推给了法国人。这不是文学事件，这是外交丑闻！】

  第二天上午十点，《帕尔马尔公报》也被送到了每个读者的手里
  【我们嘲笑法国人没有自己的侦探小说，就像嘲笑一个跛子不会跑步。现在跛子站起来，跑得比我们还快。

  索雷尔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把波洛放在东方快车上，放在全欧洲记者眼皮底下，放在巴黎东站两千人欢迎的目光里。

  这不是报复，这是展示力量！

  两年前我们驱逐索雷尔，理由是《1984》诋毁帝国。

  现在我们知道了，帝国确实需要诋毁——否则它不会虚弱到害怕一本小说！】

  十月十六日，「东方快车」回到巴黎的那天，《标准晚报》记者走访伦敦七家书店。

  汉兹书店老板托马斯·汉兹说：“今早有六个客人问‘哪里可以看到赫尔克里·波洛和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

  我只能说没有，向他们推荐《波西米亚丑闻》，他们却说看过了——就连柯南·道尔都不把新故事寄回来了！”

  史密斯父子书店的柜台里摆着六本《血字的研究》，封面落了薄灰。

  老板老史密斯说：“现在索雷尔写了一个法国侦探，英国侦探的故事太久没有更新，已经没人提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顾客对记者说：“我订《良言》就为看福尔摩斯。去年《1984》那事，我不觉得索雷尔有错。

  女王被擦伤额头，他就得滚出英国。现在人家在给自己人写侦探，有什么办法？活该。”

  这就是让英国读者最难受的地方！
  夏洛克·福尔摩斯曾经让他们扬眉吐气，证明了不列颠的理性与洞察可以征服最诡谲的谜题。

  可现在，一个足以媲美他的侦探，却成了法国人——怎么能是法国人？哪怕波洛说法语，但是个比利时人也行啊！
  英国的评论界曾经有一种论调，那就是只有英国的冷静、理性与严谨才能匹配“推理侦探”这种文学形象。

  就连莱昂纳尔·索雷尔也承认，“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受到了“一位英国医生的启发”创作出来的。

  甚至有激进者认为，不是是索雷尔创造了“夏洛克·福尔摩斯”，而是“夏洛克·福尔摩斯”选择了索雷尔。

  但现在不一样了，索雷尔创造了另一个侦探——而没有人觉得这个“赫尔克里·波洛”会比福尔摩斯差。

  毕竟两个侦探是同一个作者，而这个作者还年轻，远远没有到创造力衰退的阶段。

  这感觉就像看着一朵本可以在自家花园里绚丽开放的玫瑰，现在却开在了讨厌的邻居家的花园里。

  一个出版社老板忿忿不平地抱怨：“这能怪谁？还不是去年那些蠢事！因为两本，就把一位天才作家驱逐出境！
  还闹出那些可笑的诉讼和袭击！内阁和那些煽风点火的报纸，简直是一群短视的莽汉！他们成功地把索雷尔推远了！
  现在好了，他给法国人一个波洛，一个注定会像福尔摩斯一样流传的侦探。而我们呢？我们得到了什么？
  一堆外交笑话，还有文学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他所在的俱乐部里一阵沉默，绅士们抽着雪茄、喝着威士忌，思绪都飘回了一年前。

  这种“本属于我们”的失落感，并不仅限于俱乐部，在各大报社编辑部里，编辑和记者们也在激烈争论。

  《每日电讯报》的一位资深撰稿人对着主编嚷嚷：“我们必须正视这种情绪，先生！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都在抱怨

  ——抱怨我们英国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怀念福尔摩斯，他们为‘失去’了一个同样伟大的侦探系列而痛心！”

  主编只能揉着额头：“所以我们要引导这种情绪，批评去年的过度反应，同时……嗯，要强调我们的开放态度……

  但要记住，用词不能太卑微，显得我们是在乞求。”

  《旁观者》杂志的编辑部则弥漫着一种自我检讨的氛围。

  一位编辑在选题会上说：“我们当时是否也对《加勒比海盗》过于苛责了？是否不自觉地加入了那场抨击？

  现在，我们可能永远失去了一位能持续为英国读者提供顶级侦探小说的作家，至少，他不再优先考虑我们了！”

  这种懊恼甚至蔓延到了更高的社会阶层。在一些沙龙和晚宴上，不止一位议员听到类似的私下抱怨：
  “看看现在，巴黎在为什么欢呼？在为从我们这里‘夺走’的文学荣耀欢呼！”

  当然，并非所有英国人都沉浸在惋惜中。也有人在帝国荣誉感的驱使下，试图贬低波洛和《东方快车谋杀案》。

  “一个笨拙的模仿者”“翻版的冒牌福尔摩斯”“刻意追求优雅反而显得虚伪”——这样的批评出现在一些小报上。

  但这类声音很快被普遍弥漫的失落情绪所淹没。

  大多数评论家和读者都深深地渴望读到这个推理故事，尤其是莱昂纳尔用了那么神奇的方式来讲述它。

  这种期待，更加剧了那份“失去”的苦涩。

  而让伦敦所有出版商无法捉摸的是，内阁与女王对索雷尔的态度——严格来说，他完全被禁的作品只有《1984》。

  他在英国出版的所有旧作，除了《加勒比海盗》不能在英国本土销售外，其他都没有被“下架”。

  但是新作呢？至少《泰坦号沉没》就没有在英国出版。

  倒不是没有出版商向伦敦警察厅的出版审查部门咨询过这个问题，但得到的答案都是模棱两可的——

  “从制度层面上，帝国不对任何将要出版的书籍进行预先审查，我们只负责在书籍出版以后视其内容及影响进行审慎的评估再决定是否对其执行及如何执行帝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惩罚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禁止销售、销毁库存、追回售本、罚款、起诉作者或出版者等。”

  这一番话下来，胆子再大的出版商都不敢妄想了，只能眼巴巴看着金矿近在咫尺，却一动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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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昂纳尔并没有让巴黎的读者等太久。

  10月下旬，「沙尔庞捷的书架」就对《东方快车谋杀案》进行了出版预告，海报贴得到处都是。

  11月下旬，《东方快车谋杀案》就在千呼万唤下，与读者正式见面了。

  1883年11月30日清晨，巴黎还笼罩在霜雾中，「沙尔庞捷的书架」所在的十字路口，人群从天不亮便开始聚集。

  最早到的是一些狂热的文学青年和学生，他们裹着厚大衣，踩着脚抵御寒冷，眼睛盯着紧闭的大门和透明的橱窗。

  橱窗的玻璃后面，设计精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海报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
  背景是暗红色的火车轮廓，上方是花体大字“东方快车谋杀案”，下方则是头戴礼帽、留着整齐胡子的侦探侧影。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赫尔克里·波洛——法兰西智慧的化身”。

  海报周围，堆叠着崭新的初版小说，书脊的字都烫着金，像一座诱人的金矿。

  天色渐亮，人群更是如同涨潮的海水般汹涌而来，8点就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人龙沿着街道反复“折叠”了几圈。

  衣着体面的中产阶级、戴着面纱的淑女、好奇的职员……甚至拎着菜篮的主妇也停下脚步，被这罕见的长队吸引。

  公共马车也不得不放缓速度，车夫不满地吆喝着，甚至叱骂着，而车厢里的乘客却纷纷探头张望。

  “就是今天！莱昂纳尔的新书！那个叫波洛的侦探！”

  “我们能下车去抢第一批吗？”

  “你这傻子，不用上班了？”

  “妈妈，那个侦探真有报纸上说的那么聪明吗？”

  “听说最后凶手不止一个？上帝，这怎么猜？”

  交谈声、猜测声、兴奋的呼喊声混杂在一起，驱散了冬天的寒意。

  上午九点整，「沙尔庞捷的书架」沉重的店门终于打开了……

  （两更结束，谢谢大家，求月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