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经常在B站看视频，很可能刷到过“遇真纪事”的作品。这个专注于乡村领域的账号，近年来创作出多个播放量超过百万次的视频。最近，账号的两位主创还出了一本新书。
“遇真纪事”用平实的镜头记录着来自土地里的声音，他们关心经济作物的种植，关心它们如何面干旱，或在寒冬时如何取暖的问题，关心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和出走的村镇青年。直到今天，他们已经拍摄了五年多，跑了全国一千多个乡村，当被问及有没有选题焦虑，他们一致回答：“没有。”
过去五年间，赵玉顺和袁贞贞开着一辆分36期还款的车，走访了中国一千多个村镇，他们用着最笨的方法，去实地采访、拍摄，记录当下的村镇经历着什么，具体的人如何生存。
有别于文人审美化的乡村叙事和“李子柒式”滤镜下的田园牧歌，他们以农村内部视角，拍下了那些几乎很少出现在媒体视野的乡村景象。他们总是执着地问农民关于生计、生活的问题，以至于他们的B站账号“遇真纪事”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三农报道”，提醒着人们在城镇化进程中不该遗忘乡村存在的问题。
两年前，《新周刊》曾经就他们的拍摄故事做过报道，曾经从事过地方文旅宣传片拍摄的两个人，不满于城市人对农村的叙事视角，决定自己找回属于农村的声音。五年来，他们的视频，在全网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共鸣。在现代化过程中，村镇青年们离农村越来越远，却无法割舍身后那个乡土世界的牵引，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遇真纪事”替许多村镇青年找到了关注故乡的新视角。
最近，根据他们五年行走拍摄经历写出的书籍《看见中国村镇》出版了。这几年来，随着走过的村镇越来越多，他们发现，每个村镇都那么相似，那些老人也都好像自己的爷爷奶奶。“村镇的悲欢原来相通”——这无异于一场精神上的“还乡”，而这两个年轻人，也在拍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彼此。
2026年，《看见中国村镇》已经出版。
走过那么多村镇，玉顺却一直逃避着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那个村庄，爷爷奶奶走后，那个人越来越少的村庄，再也不是他的家了。直到这两年，有些东西在他心里松动了。今年清明节，他和贞贞提前约好了唯一还住在县城的四伯，准备回村扫墓。
村庄位于湖南中部的一片丘陵地带，玉顺记得这里曾经漫山遍野都是人们种下的黄花菜，但现在，大片土地已经荒芜了，很多地方杂草长得有半人高。多年来，村里盖起了许多崭新的楼房，但常住的人越来越少了。根据玉顺姑姑的回忆，1988年，全村第一个出去打工的人去到了深圳，此后，村里人基本分为两条路线外出：一条去往广东地区打工，另一条是到云南、新疆、贵州等地做小买卖。人们像飘散在各地的蒲公英，落地生根，鲜少回来。
玉顺跟着四伯上山寻找爷爷奶奶的坟墓。
四伯拿着锄头在前面开路，砍掉齐膝盖高的杂草，玉顺和贞贞跟在后头。刚下过雨，脚下泥土总是打滑，一路上他们摔了好几跤。外出的人很少回来扫墓，植物占山为王，直至最后让人渐渐忘记了坟头在哪儿。
走在前头的四伯先认出了爷爷和奶奶的坟墓，他们简单清理了墓旁边的杂草，摆好供品，只听见四伯说了一句：“爸爸，你的崽今天来看你了，你的孙子跟孙媳妇儿也来看你了。”
听到这句话，玉顺突然间嚎啕大哭，过往那些情感被他封在某个盒子里，直到这一刻它们毫无预兆地倾泻而出。他的童年和少年在动荡不安中度过。六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后各自在云南成家，玉顺被留下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直到五年级，父亲又把他带到云南。那是他记忆中人生最灰暗的三年，继母不喜欢他，他也无法融入本地的学校，到初一的时候，他又被“踢”回湖南老家。
爷爷奶奶沉默朴实的照顾，是他唯一感受到的稳定的爱。他记得奶奶在县城卖完菜后，曾经带着他去吃牛肉粉，奶奶只要了一碗，看着孙子吃完。还有一次，不识字的奶奶竟然带着他去书店，让他挑选一本书，他记得自己当时挑了两本，一本是教辅书《一点通》，一本是《神笔马良》。
初中的时候，玉顺寄宿在镇上的亲戚家，只有周末和放假才回家。他一直记得有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天正在学校上课，“我突然感觉爷爷奶奶好像要离开了我了”。那是星期一，不是他回家的日子，但是恐慌驱使他马上回村。他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给寄宿的阿姨写了张纸条托同学带回，一放学他就从学校走到客运站，坐车回到村口，再走半小时的路回到家里，见到爷爷奶奶，他的心才踏实下来。
玉顺成长的村庄。
从小，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未来有一条清晰的路：读好的中学，考上大学，在城市找到好的工作。他想，“等赚到钱了，就可以报答爷爷奶奶”。
他无法忘记高二那年的冬天。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爷爷离开了。他照着村里的习俗，在屋前爷爷种的枣树下放了鞭炮，不一会儿，村子里的人很快挤满了整间屋子。那时候他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没了。他没有哭，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那是家没了。
在那之后，奶奶被五伯接到了云南，后来又被送回到老家的养老院。那时玉顺在海南上大学，他是家里唯一一个考上本科的孩子，“差一点就能对爷爷奶奶好了”，直到大四的时候，奶奶也去世了。
玉顺的爷爷奶奶，墙上是他的奖状。
玉顺至今不能原谅这件事情：“她有那么多崽，最后却要在养老院度过余生。”婶婶说，在养老院探望老人的时候，看到老人身上大大小小的淤青，“那是被掐出来的”，奶奶在养老院的余生并不安宁。临走前几天，奶奶一直念叨着“要回去了”。她说：“娘啊，你要来接我回去了。”
很长时间里，玉顺都在逃避那种痛苦。“好像整个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了，应该要怎么形容？”之后在大学剩下的时光里，每当寒暑假到来，他都在大学所在地的报社拼命实习，“很直接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在做“遇真纪事”账号之前，玉顺在海南的报社做过记者，后来去深圳、北京、广州从事过拍摄人文纪录片、做医疗科普等工作。回顾那段时间，他认为自己“高估了城市对自己的接纳，也高估了自己对城市的向往”，那些他曾经报道过的大厦落成、新站通车、郊区开发并不真正令他感兴趣，而城市的生活也让他感到疏离。
一个转折点，是在深圳一家传媒公司与贞贞相识。当时他们合作拍摄一部非遗宣传片。宣传性质的片子一般会有明确的提纲，甲方也会提供采访对象，但是让玉顺意外的是，作为编导的贞贞竟不接受甲方安排的采访对象，而是自己到村子里去走访询问，最终找到了一位做兔子灯笼的手艺人，拍摄效果超过预期。“怎么有人拍宣传片还自己找人的？”这让玉顺对贞贞刮目相看。但当时贞贞想的却是，眼前这个男生怎么连相机参数都不会调。
在合作项目拍摄结束的时候，玉顺就给贞贞发去了一封告白信，贞贞对此不以为意，随便就答应了。但玉顺说：“她隔天就反悔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就觉得算了，要不先玩玩，然后就玩到了现在。”
玉顺和贞贞。
贞贞出生于湛江一个农村，大学时读的是中文专业。校内网上学生自发上传的电影资源启发了她对影像的兴趣，那时候她在一台卡顿的电脑上用剪辑工具“会声会影”开始学着自己剪视频。到了毕业求职的时候，她才知道有一个工种是编导。她在简历上写着：“我相信影像可以改变世界”。
贞贞应聘过很多工作，“只要是上面写着编导的我就投”。当时有个面试官问她：“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是个在现在看起来有点滑稽的问题，但她很真诚地回答了“想当导演”，结果面试后就没有下文了。
后来，贞贞终于应聘到了广州的一份编导工作，工作内容是抓取热点新闻做短视频。很快，她就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份工作。半年后，她又找到了一份北京的外包公司的纪录片编导工作，帮电视台做纪录片。那两三年，她积累了做纪录片的基本功，但她很快发现拍摄内容开始进入某种套路。
2019年左右，《舌尖上的中国》系列人文纪录片走红的影响仍在持续，大量模仿它的人文纪录片涌现。那时候贞贞拍得最多的就是非遗、古建筑的选题，做多了之后，她开始觉得，“那些古老的历史固然重要，但我更关心当下的人和事情”。
上大学期间，当别人在努力准备考公和教师资格考试的时候，她总是关注一些社会新闻，同学对她的评价是“愤世嫉俗”。当时她懵懵懂懂地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人怎么不一样？常年混迹知乎网站的贞贞，还在上面检索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有使命感？”
阿嬷和妈妈来参加贞贞的毕业典礼。
2020年，她已经工作了四年了，她渐渐觉得，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未来她也许就只能做这类套路化的片子了。后来，她尝试给中国国家地理和纪录片频道等平台投去简历，但处处碰壁。没有资源、没有好的背景，她“像个无头苍蝇，撞开哪扇门，就先做哪个”，好像她能做的事情就这样了。
2021年，在贞贞的提议下，她和玉顺开始利用周末时间往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地区跑，贞贞说：“人们提起广东，只会想到广州、深圳这些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其实广东很大的，周边这些市和县好像没多少人提过。”
像是出于一种本能，他们想去看看这些“没有存在感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作为二本学生，我们也同样没有存在感，”贞贞说， “观察我们周边的朋友，大家找到的工作就是上不去也下不来，只能在一家家小公司徘徊。”
玉顺和贞贞在广州工作时居住的城中村，一下雨就内涝。
大约半年后，贞贞提议：“要不我们背水一战，辞职自己做。”他们回到贞贞老家，湛江的一个县城，这就是“遇真纪事”的开始——俩人名字各取一个字的谐音。由于出镜人是玉顺，讲述以玉顺的第一人称进行，这让人们总以为玉顺是核心人物，贞贞只是协助支持的人。
但实际上，玉顺说，“贞贞的想法很多”。因为前几年做编导的训练，她很自然地把镜头对准了玉顺，“因为他比较上镜，表达能力好”。他们的分工很快就明确了，贞贞负责摄影、剪辑，玉顺负责出镜、写文字稿。
贞贞形容自己“像一块铁”，一旦认定了事情就要去做，而玉顺则是顺着这股力一起向前。两个人互相支撑，让他们无所畏惧。
实地采访、拍摄的费用高昂，两个辞职的人几乎很快花光积蓄。购买一台索尼相机分了12期，无人机也是分12期，一辆汽车则分了36期。买车的时候，他们拿出的一张卡，里面只有300元，首付2万多是刷信用卡付的。
由于两个人都没有社保，没有稳定工作，他们无法通过银行申请贷款，只能寄希望于网贷。两三年间，他们积累下来的贷款总额达到二十五万元以上。直到2022年11月，他们接到了第一个商单，经济压力开始有一些缓解，但仍旧是入不敷出、拆东墙补西墙，生存焦虑一直如影随形。玉顺说，过去几年他总会带着西瓜霜，大概是因为压力过大，总会长口腔溃疡。
好在他们在B站发布的片子有越来越多人看，“遇真纪事”的粉丝量几乎以每年10万的速度增长。与这个账号一起成长的是两个年轻人对彼此的确认。慢慢地，他们发现彼此关注的事情都很相似，许多选题的想法一拍即合。
玉顺和贞贞在广西洪涝拍摄现场。
在贞贞妈妈那里，玉顺感受到了那种在他生命里很罕见的无条件的爱。“最开始我甚至觉得有点玄幻，这不是小说或者电视剧里才会有的吗？”玉顺说，贞贞妈妈是“遇真纪事”的头号粉丝，她会看完每一期视频，并总是第一批在评论区留言。她在县城开了一家发廊，会向每个来理发的顾客推荐“遇真纪事”：“这两个年轻人很关心农民的生活。”
2023年，玉顺和贞贞领证结婚，他们开车带着贞贞的妈妈，从湛江到云南拜访玉顺的妈妈。他想给这个几乎没有履行过养育责任的母亲一次和解的机会。
但结果此行让他彻底死了心，母亲表示自己有很多孩子顾不过来。让玉顺无法释怀的是，母亲在朋友圈总会因为其他孩子的一点成绩而骄傲。他也已经多年不再联系父亲，当年，父亲就曾因为不想付钱而劝玉顺放弃读大学。后来，直到2025年，玉顺和贞贞领证结婚，父亲和母亲也没有过问过一句。
玉顺记得在从云南回来的路上，贞贞告诉他：“没关系，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家了。”
回到2021年，玉顺和贞贞还在一边上班，一边利用周六日往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地区跑。他们想去看看聚光灯下的珠三角之外的广东是什么样子的，那些地方不是景区、不上热搜，通常也不会被人们列为旅游目的地。和过往拍宣传纪录片不一样的是，他们不再预设主题和架构，而是开着车，走走停停。
从湛江开始，再到云浮、河源、肇庆、阳江等地，去往每个城市的时候，他们总会路过一些小镇，似乎每个小镇上都有一个差不多的水果摊和奶茶店，还有总是静静坐着发呆的老人家，这些老人家仿佛就只是在等时间流过。
2021年年底，用半年时间跑遍了广东大大小小的村镇之后，玉顺和贞贞有一种感觉，那些村镇“靠海的地方有靠海的活法，靠山有靠山的活法”，它们并不一样，却又共享同一种面貌。白天，村镇里基本没有什么人，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小镇更显露出疲态，一排排三四层高的自建房，基本只有一楼的某个房间亮着灯，年轻人都离开了，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孩子。
农村老人经常静静坐着。
玉顺想到了几年前听过的交工乐队的一首歌——《县道184》。在城市化进程中，县道184像一条蚯蚓钻进了村里，沿着这条道，卡车开进来，木材、农作物被运送出去，人们也沿着这条路走出村庄，通往县城，涌入大城市，只留下日益冷清的乡村。
他们突然觉得，这些地方，不就像自己的家乡吗？作为村镇孩子，他们从小都被教导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在城市里安居乐业。但成年后，他们都发现，这些村镇孩子更大概率是，城市里留不下，乡村却也回不去了。罗大佑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歌曲《鹿港小镇》也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歌曲，“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这首歌唱出了所有村镇青年的心声。
他们有了一种清晰的身份意识。贞贞说：“小时候天天下地干活，拔花生、挖红薯，晒得非常黑，因为从来不打伞。上学之后，卷入城市化，你完全忘记了自己其实就是从地里出来的，把那些东西全部抛弃掉了。”
之后，那种牵引力把他们往中国村镇更深处拉去，“遇真纪事”来到了新的阶段。他们想去了解农村的一切，把话筒递给农民，让他们说说自己的生活。贞贞说：“对农民生活有了更多了解之后，就会知道他们非常辛苦，之前我连农村老人只有一百多元养老金都不知道，越是了解得多，就有越多想拍的东西。”
在他们视频下的评论区中，经常有长长的评论，那些村镇青年，好像都有着差不多的故乡，差不多的童年，差不多的父母和爷爷奶奶。
在新书分享会上，一位读者带来了父母种的花生分享给大家。
有用户留言：“没想到有一天能在你们视频里看到我的家乡。摘茉莉花特别辛苦，必须当天摘当天卖。运气不好的话，会遇上雷雨天气；或者大太阳，热得中暑。这几天茉莉花的价格创历史新高，对花农来说，即便辛苦也算有回报，只是不知这行情能维持多久。茉莉花、火龙果、砂糖橘、甘蔗、速生林……我们广西的土地里，种不出打工人的栖息林。”
还有一个用户说：“我是广西南丹的白裤瑶族人，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今年上半年，父亲一直在县城附近的工地打零工维持家用，可前两天他跟我说，他没活干了，准备和村里人一起南下广东找工作。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心里很不是滋味。或许等我明年研究生毕业找到工作，就能减轻父亲的负担了……”
人们都如何回忆自己的家乡？玉顺会想起小时候爷爷给他做的纸风筝：“刚一做好，我就迫不及待地拉着风筝线，头也不回地往前跑。农历二月，孩子们在闲置的稻田上奔跑，风筝经常会不小心交缠在一起，大家哈哈大笑，七手八脚地把缠住的风筝线解开。”在类似的回忆里，阳光必然极为明媚，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想到这里，玉顺开始相信：“时间是一面滤镜，在不知不觉中美化过去的事情。”
玉顺从小生活的老屋，在这里和爷爷奶奶度过童年。
直到他们拿着摄影机来到农村，在田间地头，所有关于农村的田园牧歌的想象都变得不真实。对着在田里辛苦劳作的人，他们很自然地会问：“种什么？农作物年产出多少？收入多少？够不够生活？”
当玉顺和贞贞走过更多村镇，他们有了更系统的问题意识。
在广西桂林美丽的梯田，由于地形限制，耕种极其依赖人工，光是扛着小型脱粒机上去都要费尽力气；即便是在地形平坦的北方平原，每年从土地里获得的收入最多也只在三四千元左右，农民在每年播种、收割之余，也需要外出打零工赚取生活费和养老钱。
农民在青壮年时候外出打工，托举了孩子；年纪大了，回到农村，他们又得想办法赚养老钱。一种很普遍的情况是，拥有田地的农民，却在自己地里给别人打零工。因为把土地出租给承包商，可以拿到每年几千元的收入，再加上打零工的钱，会比自己种地划算一些。
徐闻菠萝地里，用化肥袋包裹双腿防刺扎的果农。
玉顺说，对农村的看法，取决于“是休闲还是谋生”。从城市视角去看乡村，很容易看到“山清水秀、世外桃源”，因此总有人会说：“退休之后，要去村里租一块地去种菜，好像这样的生活很好，很解压。”但是对于在土地上谋生的人来说，“他们要考虑的就是收成问题，例如一场台风或者干旱来的时候，如何拼尽全力去抢救”。
2025年，当超强台风“桦加沙”肆虐广东地区，贞贞和玉顺来到了台风登陆点阳江海陵岛。在那里，一位大叔种下的五万多棵甘蔗被风拦腰折断，他们位于甘蔗林旁边的棚屋也被吹翻；一位大叔承包的70亩香蕉林也同样毁于一旦；在海边，渔民们养殖布置的鱼排、虾排全军覆灭，人们一边无奈地笑着，一边收拾残局。
大叔的棚屋和香蕉林都被风摧毁。
快天黑的时候，玉顺和贞贞发现不断有车从城里赶过来，海边出现了许多“钓鱼佬”，他们收获颇丰。原来，台风过后海里的营养物质会被吹到湾部，鱼儿会游到岸边觅食，也有部分鱼是从渔民被吹毁的鱼排里跑出来的。
不同处境的人关注事情的角度会截然不同。玉顺说，“遇真纪事”要做的，就是“让农村人从内部视角来看待农村，多关心农村的亲人，不要被城镇化的视角带着跑”。
他们用平实的镜头记录着来自土地里的声音，他们关心经济作物的种植，关心它们如何面对干旱，或在寒冬时如何取暖的问题，也关心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和出走的村镇青年。直到今天，他们已经拍摄了五年多，跑了全国一千多个乡村，我问他们有没有选题焦虑，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没有。”
贞贞说：“我们看到的全是问题。他们现在的生活相比之前肯定是好很多的，至少不用担心饥饿的问题了，但是人除了饥饿之外，可能还有医疗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养老的问题。生活是变好了，但还需要更好一些。”
2023年1月甘肃静宁，正在给苹果树修枝的大叔。
之后，在他们的选题库里，还有许多待关注的问题，其中之一是“水库往事”。
前几年，他们带着贞贞的阿嫲（奶奶）去附近的水库公园玩。故地重游的时候，老人颤颤巍巍地走着，说了一句让玉顺和贞贞都很震动的话：“水库啊，我拄着拐杖来看你了。”在新书里，玉顺写下了阿嫲当年参与村里修水库的事情，还放了一张她的侧脸照。
当阿嫲看到书的时候，她已经是在医院病房里，春节前，她确诊了肺癌晚期。翻开书的时候，开心之余，阿嫲感慨了一句：“可惜没有正脸。”玉顺想起过往在村里遇到的那些老人，他们最后的心愿往往是希望被子女记住。
后来，在加印的新书中，他们特地放上了阿嫲的正脸照。就在几天前，阿嫲已经走了，她还没来得及看到新版本的书。那时候，玉顺正在外地做新书的分享会，他没能回来看贞贞的阿嫲最后一眼。
加印的书，阿嫲有了正脸。
他们时常有一种紧迫感。多年前，玉顺的爷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盖好的一排租屋，已经被判定为危房并被夷为平地，那颗爷爷种下的枣树也在修建马路时砍掉了。爷爷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是玉顺用MP4拍下的爷爷在田里劳作的画面。
最近几十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彻底的更迭。随着城镇化，人口流入城市，最后一代农民逐渐老去，乡村在逐渐“消失”。
玉顺说：“我们的祖辈立地为农，父辈进城打工，而生于工农交接的时代，我们入城又返乡。”因此，他们要做的便是对这个“时代交接处”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