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爽：新的眼，发现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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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共振。而文学写作的本质是想象力，不同地方的文学性，就体现在如何激发、能激发出人们多少想象力的区别上。

作者 | 晏非

编辑 | L

题图 | 《幸福》

在技术加速更迭、人与人的联结日渐稀薄的当下，文学何为？这是写作者郭爽近年来不断自问的问题。从贵州到厦门、广州，再到上海，她20年的漂泊本身就是一代流动者的缩影。而在她的笔下，城市不只是背景，更是人物打开心灵、构建自我的具体场域。

而面对AI对人类读写方式的根本性颠覆，郭爽并未陷入悲观的预言，而是选择以创作回应，与身边写作者共同构建属于自己的小生态。她相信，向内走，建立内在的确定性，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切实的安顿之道。以下是郭爽的自述。

作者：郭爽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2025-10

在我的作品中，不管故事是发生在贵州、广州还是上海，体现的都是人物在一种具体的环境下打开心灵、构建心灵的过程。我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河上歌》，就回顾了我从17岁离开家乡贵州到福建厦门求学，再到广东广州工作，直至现在定居上海的一段持续了20年的漂泊过程，其中还包括之前去德国调研、写作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不断地选择，其实也是不断地放弃。我一直处于漫长的哀悼之中——这不仅是对某个城市、某些人，也是对某个阶段的自己的哀悼。

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变化太快了，我作为流动的一代，很多事由不得我。但我觉得重要的是，到了另一个地方，你如何深入城市的肌理，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真实的联结。

（图/《夜色正浓》）

科技发展到今天，大家开始对着AI倾诉、跟AI做朋友甚至恋人，或者在游戏中寻求一些情感上的绑定，现实中人和人之间的联结似乎变得越来越弱了。但从个人或者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我仍然非常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无可取代的。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最容易建立的关系是有用的关系。但我觉得真正深刻的联结，来自一些“无意义”的关系。你们可能并不是同行，也可能不会有利益往来，但是你们仍然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这种友情其实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借由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联结，你就可以深入城市不同的板块。在我身上，那些历经20年依然得以留存且不会改变的关系的本质，可能就来源于此。

（图/《她》）

这几年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很多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的女性，开始书写她们的生命经验或者一些独特的题材，这较之以前是有所不同的。不管是作为创作者还是作为女性，我都乐见其成。

个体故事永远是文学性最好的载体。现在我们对宏大叙事的理解，可能逐渐偏离了它的本意。雨果写的《悲惨世界》是不是宏大叙事？《巴黎圣母院》是不是宏大叙事？但他也关注普通人，写出了多少个体的命运与悲痛。我永远觉得只有好作品和坏作品之分，不存在哪个类型的作品一定更好。

（图/《巴黎圣母院》）

在选择成为一个全职写作者之前，我上了10年班，那10年算是工作强度、专业训练都蛮饱满的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写作是一个成本非常高昂的行当。它包含了时间成本、情感成本，以及最受关注的经济成本——在短时间内得不到回报的情况下，写作者该怎样维持自己的生活？

现在原创文学和影视行业都受到冲击，资本已不再轻易投资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整个内容生产行业都在发生巨大的变革。从ChatGPT到OpenClaw，AI可能很快就会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根本性变革发生。眼下不只是AI写作的问题，而是当人类读和写的感受都被彻底颠覆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的文化遗产。那些基于过去长久的写作传统而诞生的好作品，在下个阶段可能会被放在新的标准中衡量。像我这一代写作者，就正站在新旧两个阶段的交替处。

但我的感受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小生态，和身边一起写作的朋友互相支持。从个人的角度，我会以作品去做一些回应；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我常常会想，能够为文学做一些事情，也挺好的。

（图/《小妇人》）

我觉得我最艰苦的阶段是在20—30岁。那时候的环境并没有现在好，尤其对女性来说，你很难从公共领域获得知识、资源的支撑，或学习怎么去面对你所面临的问题，比如职场上的不平等对待甚至霸凌，以及性别刻板印象。

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不管我多么努力，都会被质疑“你凭什么拿到这个职位”。那个时候的女孩子可能都是孤军作战，不像这几年，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出版物、资讯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交流，得到一些支持。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艰难。现在主要是国际环境、科技带来的变局，给我们带来情绪上的一些影响，让我们产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生活需要安住在此刻，就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聊到的，如何跟一个地方、跟一些人建立真实的联结。而那个起点可能就是“向内走”，获得一种内在的确定性，不以外在的、变化不定的标准去评判自己，从而获得恒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