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正式纳入刑事处罚范畴。
代驾从此成为城市的刚需服务行业，并在此后十年间，实现行业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据晚点Latepost报道，2020年以前，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滴滴代驾业务，日均服务量约为38万人次。《2025年代驾行业全景调研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代驾使用人数突破3.4亿人，年度订单总量超10亿单。简单换算之后不难发现，代驾市场规模在五年间大致翻了一倍。
2020年8月14日，山西运城。市区一家餐饮夜市外围，一对双胞胎姐妹代驾在等候接单。（图 /CFP）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孙萍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乃至县域和乡村地区，都已经出现了地方性的代驾平台。某种程度上，代驾已经成为一种“全民共识服务”。
穿梭在城市深夜里的代驾司机，成为观察中国酒局变迁的一面透镜。
在上海做代驾三年，韩涛已经对开50万元以上的车波澜不惊，他甚至还可以通过车型和客户穿着、谈吐等细节，大概推断出他们的职业。
“过紧日子”这个说法，是他开一辆沃尔沃汽车时从客户嘴里听到的。
韩涛还记得，当他把自己的代步折叠电动车放进后备箱时，客户叮嘱他，不要磕碰到车子。韩涛应下，请他放心。落座之后，韩涛正专心开车，这台沃尔沃的车主却突然开始抱怨，称以前自己都会叫商务代驾，最近公司却突然通知，要求“过紧日子”，报销的一应标准全线下调，工作招待的代驾也只能选普通价位的。
韩涛有些错愕，他以为，紧巴巴地过日子，是他这样疲于谋生的人才会说的话。
客户提到的商务代驾，是代驾平台提供的高档服务，价格约是普通代驾的四倍，提供更加舒适周到的服务。其中就包括“代驾不携带代步车”这一项，防止划伤客户车子的内饰。
不携带代步车的代驾，业内将他们称作“步兵”。将客户送到目的地之后，代驾需要自行前往下一单的起点。而此时，夜间的公共交通大多已经停运，没有代步车的“步兵”往往只能走过去，或者自己贴钱打车。
后座的男人四五十岁，穿polo衫和西裤。代驾起点是上海黄浦的一家中高档餐厅，目的地是处在市中心边缘的高档小区。韩涛推断，他应该是国企的中高层。因为他穿着低调，说话沉稳，虽然车子的品牌和价格在上海算不上顶贵的，却是实打实的高品质车型。
韩涛没有猜错。客户提到的“过紧日子”，源于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财金〔2022〕87号）文件，文件要求国有金融企业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控非必要费用支出。
这种变化间接体现在韩涛的收入上。2025年2月，平台显示韩涛的账号在该月的全部收入只有不到4000元，一共只接了51单。也就是说，韩涛守在上海湿冷的风里等候的每个冬夜，平均成交量还不到两单。
2021年1月19日，北京。凌晨的街头，代驾骑着代步车在雪中前行。（图 /CFP）
韩涛将成交量的下降，归咎于代驾平台的价格战和代驾人数的增加。
以高德为例，2025年，高德平台新增了十几家代驾服务商，同时大量吸纳注册代驾司机。不断涌现的代驾服务商为了抢夺市场占有率，开始价格内卷。
韩涛所在的代驾司机群里，有深圳的司机表示，自己接到的代驾订单，扣除平台抽成后的收入只有9元。韩涛也观察到，比起三年前刚跑代驾时，如今每公里的单价已经近乎腰斩。一个行程30公里的单子，三年前顾客端价格是150元左右，现在只要80元。
那么，单子变少会不会是因为大家不喝酒了？“那肯定的。”韩涛脱口而出，但很快又谨慎地纠正，“也不能说不喝酒了，反正喝酒的人肯定比以前少了。”
酒局减少，不一定意味着要谈的生意变少了，也有可能是谈成一桩生意，喝酒不再是一件必要的事。
丁俊在做代驾之前，曾辗转在无锡、苏州的电子厂里当厨师。丁俊觉得食堂厨师的收入太低，于是到上海做了一年多全职代驾。2024年年末，丁俊逐渐感觉到酒局在变少，在他常蹲点的酒店，食客对代驾服务的需求量没有过去可观，他的收入受到明显影响。他便重新找了一份厨师的工作，只在晚上兼职跑代驾。
韩涛是被他的安徽老乡带入行的。老乡做代驾的时间长，2017年左右就开始在北京做代驾，后来又到上海。韩涛很羡慕那时的行情：单价高，客户出手也阔绰，“把客户送到比较远的地方，不少人还会给一笔返程费”。
老乡告诉韩涛，彼时的终点经常是某些施工单位在郊区的工地，或者地产公司的驻地宿舍，一桌人有时能把排在餐厅门口的一溜代驾包圆了。但韩涛开始跑代驾时，已经没怎么见过做工程的人了，这些行业往事成了供消遣和想象的都市传说。
夜晚餐厅外等待的代驾员。（图/视觉中国）
平台要求代驾不能主动跟客户聊天，但有一位客户对代驾的收入很感兴趣，不停地问韩涛现在行情如何、每天干到几点、代步折叠电动车是否一定要买。
韩涛乐了，反问客户的用意。客户很认真地承认，说自己所在的设计院已经连续半年只按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其正考虑把晚上做代驾作为副业。
像代驾这样的零工经济，是很多人在失业过渡期缓解经济压力的选择。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十四五”代驾行业发展形势研究及“十五五”规划期内企业投资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全国注册代驾司机已超过800万人。
丁俊在上海的代驾事业，既不是“步兵”，也不当“骑兵”，而是分工明确的“夫妻店”。他没有买代步折叠电动车，每天晚上出来接单时，妻子会开着他们的五菱宏光MINIEV，远远跟在后边，和他开的车保持一段距离。将客户送到目的地后，他就坐到妻子的副驾上，再去往下一单的起点。
上海市现行政策规定，要获得免费绿牌（即不受限制在上海市区内行驶的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主要审核申请人的资格条件，未对车辆售价和车身尺寸设置硬性门槛。然而，五菱宏光MINIEV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无法申领上海免费绿牌。据行业报道，这款车型因车身尺寸（长2920毫米）不符合上海此前对新能源车型的窗口指导要求（车长需大于4.6米），被排除在免费绿牌范围之外。丁俊家的五菱宏光MINIEV只能上外地牌照，在工作日早、晚高峰（7时至9时、17时至19时）禁止在内环内地面道路行驶，工作日7时至20时也禁止驶入多条高架路。只有在20时解除限行后，才被允许在市区内自由行驶。
夜深人静的时候。（图/视觉中国）
因此，丁俊家的车像灰姑娘一样，在晚上“解除封印”之后，必须赶在次日早上七点限行开始前停回他们的住处，直到晚上八点才能重获在空旷城市里行驶的权利。
去年下半年，韩涛明显感到代驾行情回暖，单量有所回升，“好像出来谈事的人多了，不像上半年那么猫着了”。
代驾这个职业，从诞生伊始就与中国的酒桌生态高度相关，荣枯与共。中国人的酒桌，往往不只是酒本身，交际合作、人情往来在酒杯轻轻的碰撞里，开始生发。代驾接到的单子多了，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酒局变多了，可谈的事也多了。
喝得烂醉的人，是代驾最害怕碰到的一类客户。“虽然就算吐也是吐在他自己的车上，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有些喝大了的人真的可吓人了。”韩涛说，接到那些喝得失去意识的人，他的心总是悬起来。深夜的道路本来就很安静，他专心开车，后座会突然传来一声大吼，吓得他方向盘都会打歪一下。
但韩涛发现，发酒疯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的话也变少了。大多数人身上甚至没有太重的酒味，只是疲惫地靠在车窗上，一言不发。
丁俊的代驾兼职不温不火，但他和妻子坚持在深夜里遛那辆外地牌照的五菱宏光MINIEV。丁俊喜欢开豪车，做代驾让这个安徽厨子有开豪车的难得机会。
（文中韩涛、丁俊为化名）
排版：一飞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第703期《低度人生》
原标题：《蹲守酒局的代驾，发现中国人不喝酒了？》
702期杂志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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