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0岁的农妇，10年前开始画画，5年前着笔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肖大妹的人生转折点不是得了小红书文学奖，而是当她决定寻找自己的“语言”之时。
女儿王坪认为，妈妈不只是“被苦难压垮的农妇”，而是在困境中艰难地、笨拙地凿开一道光的女人。
《极限女性》第三季第2期，我们前往全州石塘镇，与肖大妹一家人聊了聊。他们自称一家子“文学精神病”。我们不打算“浪漫化”或“苦难化”肖大妹的故事，而是希望忠实呈现一个普通女性在个人际遇与家庭关系中，如何被艺术“照亮”的复杂过程，其中，也不乏爱的局限与伤害。
这个小小的家庭，折射的是关于生命韧性、代际救赎、底层书写与乡土变迁的叙事。
如果要给自己的生命线标注至暗时刻，肖大妹也许会选2015年。那一年，她60岁，常年劳作的身体发出警示，血压飙升到180，同时查出高血脂和冠心病。就在第二年，她亲爱的小兄弟（肖顺生）因一场车祸去世。死亡的阴影再一次笼罩这个家庭。
女儿王坪说，石塘镇就是妈妈的世界。在这个广西桂北的圩镇，每逢赶集日仍能看见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场景，似乎几十年来没有变过。人们来来去去，在这个镇子上出现又离开，留下的大多是老人。
肖大妹在这里出生、上学、耕作、劳动、结婚、生育、拉扯大两个家庭（娘家和自家）的孩子，做了一辈子农妇，在街上卖了20年豆腐。
在这里，五里八乡的死亡几乎都能被听见。每逢家中老人去世，人们会在门前燃放鞭炮。鞭炮声响得越久，代表子孙越孝顺。随后，亲戚和村民会来到家中，隆重的葬礼开始了。每一场葬礼，几乎都伤筋动骨。
从童年起，王坪就恐惧父母的死亡。她从小就注意到，同班同学的家长，只有自己父母的头发是花白的。她出生时，妈妈37岁，爸爸41岁。等她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到上海工作时，父母已经是老人。
王坪19岁刚考上国美时，一家人在豆腐摊前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某一天，肖大妹对女儿说：“如果我和你爸爸死了，就把我们的骨灰撒到海里。”妈妈再一次提到了死亡，王坪的心情很复杂，“其实我已经很害怕了，她还老是提”。她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一辈子活在土地上的妈妈会想把骨灰撒到从没见过的大海。
肖大妹解释，当她想到他们死后，身材娇小的女儿要孤身一人操办昂贵又繁复的葬礼，她就难受。她宁愿自己的骨灰被撒进海里，“我在海里随着水漂，漂到哪就算哪，然后看看世界。”
小弟去世后的日子，肖大妹坐在屋里，似乎变得更沉默了。小弟排行第五，比她小12岁。她仿佛是小弟的第二个母亲，看护着他长大。在肖大妹苦苦支撑娘家的生计时，有机会考上大学的小弟决定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帮补家用。肖大妹认为，小弟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的精神支柱，而她在这世上最亲的人，已经不剩几个了。随着小弟去世，肖大妹身体里的一部分，连同某种对大家庭的愿景，同时消逝了。
再活一次
王坪对妈妈的状况感到害怕。以前妈妈的心总是放在做豆腐上：半夜开始磨豆腐，白天在集市上卖豆腐，常常只睡两小时，一整天忙得后脚跟不沾地，只能边卖豆腐边打瞌睡，饭吃到嘴里也不知道什么滋味。卖豆腐的钱，用来供养女儿上学、艺考。不磨豆腐时，妈妈的心放在小舅舅和她身上，“但就是不放在自己的肚子里”。王坪说，“以前那一辈的妇女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辈子都为别人活。”
小舅舅去世后，妈妈又想到死这件事。王坪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帮妈妈建立一种精神生活”这一条路。
在石塘镇的街道上，肖大妹卖了20年豆腐。（受访者供图）
王坪记得，2017年前后，她在上海上班时，妈妈突然给她发来一张照片——妈妈在降压药纸盒的背面画了蝴蝶、螳螂。王坪从小就展现了某种绘画天赋，后来她成了镇子上罕见的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而妈妈的天赋在62岁才被发现。
王坪买来各种画材，建议妈妈先从院子里的花花草草、田里的作物和昆虫画起。她希望妈妈观察具体的事物。她想着，当妈妈把心思放在颜色、细节上，烦恼就没有空间生长。
肖大妹对自己的绘画技巧总是不自信。一辈子种田、做家务，磨豆腐磨了20年，她没学过美术，不懂得透视法，她觉得自己画画如同孩子一般。女儿却不认可妈妈的自我贬低，觉得妈妈有科班生没有的灵气。而肖大妹觉得女儿夸大其词，只为哄她开心。
肖大妹先从植物画起。（图/新周刊）
肖大妹擅长画树。她了解那些树的姿态，树就像在她的记忆里活了大半辈子，终于长到了纸上和墙上。多年前她在林场劳作，负责的就是种树、培土。这些生命历程成为她画画的养分。后来，出版人陈凌云成为这个家庭特别的朋友，他特意到肖家村看过，“一到村子里，我就看到了肖大妹画里的树。”
女儿从没想过教妈妈绘画技巧。她告诉妈妈，只要你了解要描绘的对象，你想怎么下笔，就怎么下笔。妈妈摸索着画画的风格，也重新梳理自己。
肖大妹开始画人，画起了“自噶儿的一生”。一个农村老妇的故事有什么好讲的呢？是女儿向她发起了这份邀约：我想了解你一生的故事。这个念头，成为妈妈脑海里的故事的种子。
肖大妹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姆妈（当地方言 “妈妈”之意）。她对姆妈的复杂感情中，有怀念，有愧疚，也有惋惜，她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姆妈。如果能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也许女儿就不会有同样的遗憾。于是，她一边写，一边画，将自己的一生写成了非虚构作品——她从自己来到世界的那一刻说起，“在奶奶的用心呵护和姆妈的细心照料，以及棕丝帽的伪装下，我躲过七朝鬼的魔爪，成功地活过了七天，活过了满月”。
《我是肖大妹》之《我的出生》。
肖大妹有讲故事的天赋。她小时候，冬天农闲时，村里人会聚在火塘边听她父亲讲故事。父亲不认识几个字，却能活灵活现地讲《三国演义》《杨家将》，估计有一半是自己想象、改编的。那便是肖大妹最原始的故事记忆。王坪觉得母亲拥有图像思维，能生动地还原多年以前记忆里的画面。
就这么写写画画，肖大妹的故事如今讲到她三十多岁的阶段，人生细节一一在她的自传中显现。她写一位农村妇人的生活之苦，也以一种朴素的视角写她见过的人、事、物。她不抱怨，也不评判，原原本本地记录，如其所是。
女儿将妈妈的画作和文字整理出来，在社交平台发布。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出现在肖大妹人生故事的评论区。王坪发现，“有很多人说我妈很有生命力，这也是那个时代贫下中农身上一种健朗的东西，恰好给当下（自称）‘微死’的年轻人一点活人感”。
如今，70岁的肖大妹不再需要靠耕作养活家庭，但劳动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方式。离家不过几百米处，肖大妹有一块小田地，每天她都会来打理、照料。这块田里种植的作物有点随心所欲，都是肖大妹和王坪喜欢的。初春，田里有一半种了麦子。但这么几垄，收获的麦子似乎也吃不了几顿。别人跟她开玩笑：“你看见鬼了？（麦子）种出来喂鸟？”肖大妹回答：“你没吃过纯麦的包子和馒头，那才真正叫麦香呢。”一家人早餐时常吃的粑粑，也是用那块田里种出来的䅟子做的。2月中旬，田里种着豌豆、芦笋、菠菜、生菜、当地特产的菜薹，还有肖大妹从别处找来、种下的蒲公英和黄精等，研究养生也是她的嗜好。茶花和梅花则是王坪种的。
肖大妹在自己的菜地中。（图/新周刊）
生命力不是兀然长出来的。在肖大妹的漫长一生中，死亡的念头好几次闯入她的脑海。女儿分析自己的妈妈：“活着这件事对她来说是痛苦的，又时时有死亡焦虑。”
可妈妈写着、画着自己的记忆，很多负面情绪得到释放，她被人们看见、认可，又得了奖，开始觉得“自己那点学也不算白上”。
女儿也发现妈妈肉眼可见地变得快乐，“不再觉得自己很快就要死，也没那么想死了，会更注意身体，有了自己想做的、有价值的事”。肖大妹现在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徒步快走，一走就是五六公里，走到辽阔的田野中，这是她为保持身体健康所制定的“政策”。
肖大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写道：
“日复一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种田和一日三餐的家务活上。不过，此后余生，我想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写作和绘画中。我估算不到人生的终点是哪一刻，我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把我的自传写完、画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王坪目睹了这一转变的发生。妈妈画画是为了什么？“为了弥补不了解母亲的愧疚，为女儿留下不被遗忘的生命痕迹……其实终极目的是在寻找‘我曾如何活过’”。
一家文学“精神病”
在石塘镇，这个三口之家看起来有些奇怪。妈妈肖大妹、爸爸王长生、女儿王坪，身材都不高，都是内向的人，不怎么爱和人打交道，整天待在屋子里写写画画。“可能镇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们孤僻吧，觉得这家人讲不定有点精神问题……”肖大妹记录道。
变化发生在去年年末。肖大妹获得小红书文学节“身边写作大赛”的评委大奖，王长生的文章也入选了非竞赛单元。这事上了当地和全国的新闻。乡民对他们说：“一直晓不得你们在搞啥名堂，原来做起桩大事。”
一家三口在小红书文学节。（受访者供图）
走进小巷，拐过两三个弯，就能看到这家人藏在街巷深处的小白房。那是一座和镇上的房子不太一样的自建房，明显被精心打理过，植物在这里疯长。
金银花藤蔓从二楼的小阳台往下蔓延，门前有一株杜鹃，还有一棵比人还高的野灌木——是王坪从别处带来的种子，但她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植物，长出来了，就随它自己长着。屋檐下挂着名叫“家旺”的八哥的鸟笼。家旺是女儿送给妈妈的宠物。
院子里至少有200种植物。有五六年，一种叫缝叶莺的小鸟在这里安家，它们将叶片缝缀成精巧的鸟巢。后来他们才知道，这种鸟的寿命只有两三年。缝叶莺好几年春天回来，把这里当成它们世世代代的家。
临近春节，小白房的门上贴了春联，是王长生编撰、王坪亲笔写的。玻璃窗上贴了雅致的窗花，有玫瑰、猫咪，还有各种作物的纹样。王坪说，小舅舅去世后，过年时总觉得家里有些冷清，她需要以一点仪式感为这个家增加鲜活的气息。
这个家是肖大妹和王长生一砖一瓦亲手建起来的。从一座小平房，变成了三层带院子的小白房。一楼是门廊、厨房和肖大妹的房间。她日常就在这里搞创作，墙上挂着她的画。
冬天非常冷的时候，一家三口偶尔会围坐在暖炉旁，一起写作。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各自的房间里创作。近10年，王长生通常待在二楼自己的房间，写一本以自己的人生和石塘镇的变迁为蓝本的小说。和他一起待在楼上的，还有陪他熬过漫长岁月的各种哲学、文学书籍：《海德格尔导论》《资本论》《悲剧的诞生》《百年孤独》《撒旦探戈》……
女儿知道，爸爸被生活反复按进泥里，他选择退到一个只有自己的房间里，重建能安放灵魂的纸上家园。正如他所写，“阅读让我守住了做人最根本的那点清白”。
冬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写作，肖大妹说像是“小鸡啄米”。（受访者供图）
在王坪眼里，妈妈和爸爸都是“朴素、善良”的好人。他们都很爱女儿，却过不到一块儿：想法南辕北辙，彼此有过怨恨，住在一个屋子里，但说不上几句话。
肖大妹是个务实的人。她扎根在土地里，对生存的焦虑、对家庭的责任，使她不自觉地衡量所有选择的现实功能性。
早些年，肖大妹对读书不感兴趣。丈夫酷爱读书，可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又能对具体的生活有什么作用呢？肖大妹想的是家庭的账单，念的是有一所宽敞的房子，“希望客人来了可以有地方喝茶、落脚”。结婚那年她来到王长生家中，惊讶地发现这座老屋的房梁只靠一根木头撑着。第二年一场大雨过后，房梁就塌了。
从12岁起，肖大妹就有失眠症。她的父母掏空积蓄，将5个孩子中的4个送上了高中，希望孩子们识文断字，少吃父母吃过的亏。而代价就是如影随形的关于饥饿的记忆——在饿得睡不着的晚上，肖大妹在学生宿舍里数星星。直到现在，他们的房子变成了漂亮的三层小白房，生活也没以前苦了，肖大妹偶尔还会梦见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
少年时她有些许写作的才能，文章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但成年后的肖大妹没有时间读书，做这些事的心情是在60岁以后才有的。她最喜欢的书是阿城的“三王”系列。
《我是肖大妹》之《 一夜无眠》。
王长生却想到天上看看，他有一个笔名叫“云中子”。王坪认为，自己身上理想主义的那一面，更多源于父亲。
她猜测父亲的失聪是年轻时的抑郁所致。王长生出生时，被算命先生断定他的八字会影响家族气运，因此被父母遗弃。他从小喜欢阅读，在普通的、古老的，以钱、权、势衡量地位的乡土社会，这个身材瘦小、双耳失聪的养子似乎总是格格不入。从生产队出来、进县城工厂工作时，他第一次敲开了图书馆的大门。在书里，他找到了更大的世界，正是这个世界将他稳稳地托住。
失聪也许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那些闲话、攀比、人情世故，他选择“听不见”。直到王长生开始写作，和更多同道交流，他才有了戴助听器的心思。陈凌云在文学节第一次见到王长生时印象深刻：一个白发老先生，从他的书摊上挑走了一本《海德格尔导论》。两人熟悉后，王长生对陈凌云感叹，之前他一直生活在陆地上，去了文学节才发现自己是条鱼，鱼终于回到了水里。
在肖家村，肖大妹属于晚婚的人。她仍然记得一个少女时代的场景：女孩们一起洗澡，一位姑娘来月经，裤裆里是染成一片的黑色血迹，血迹已经干了，梆硬。女孩说，挑片石时她的大腿也“割坏了”。为了逃离高强度的劳作，生产队的一些女孩草草结婚。肖大妹却不愿意。
她觉得婚姻很苦的，她见过太多家庭因为柴米油盐吵闹、打架，因此自杀的女人也多得是。村里人总是讲她的闲话，姆妈曾以喝农药威胁，肖大妹还是拧着不嫁。直到姆妈急病去世，肖大妹自责：如果她答应，姆妈是不是不会这么早去世？ 34岁那年，她连男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这么答应了媒人，嫁到了新家。两个大龄男女，就那么“理所应当”地仓促结合了。
写吧，如其所是
两个善良的人，却彼此无法相容。肖大妹至今仍记恨一件往事。王坪小时候，一个住在附近的小孩常年欺负王坪，她总是默默忍受。某天，王长生目睹女儿被欺凌，忍不住给了这孩子一巴掌。这一巴掌给这个家庭造成了震动。所有人都站出来指责王长生：“一个大人怎么可以打孩子呢？这点基本的道理都不懂……”肖大妹也这样认为。
可在从小受欺凌的王长生看来，这是必要的一巴掌——为了让女儿不像他一样，因无人保护而长成怯懦的人。
两人似乎站在家庭观的两端：一个是传统的大家庭愿景，兄友弟恭、以和为贵，当中也许还夹杂着因乡土生存经验而产生的恐惧；另一个则更偏向私人的、紧凑的小家庭主义，将所有情感和资源向独生女儿倾斜。肖大妹认为王长生没有“大局观”，让她很难做人。又因为王长生失聪，大部分的指责和舆论几乎都是她在承受。
王长生的视角完全不同。理想幻灭后，他辗转10年，挖煤淘矿、修路建房，去过许多地方。除了失聪，因为戴着假牙套，他说话也不利索。女儿常常要做爸爸的翻译，她为爸爸解释道：“妈妈一辈子生活在熟人社会，面子和大局对她很重要。而爸爸在外面待过那么多年，晓得人不都是善良的，弱者至少要学会自我保护。他对人更加警惕，也显得人情淡漠些。”
在王长生的认知里，亲戚孩子的欺凌、乡土社会对弱者的冷漠，是比“打孩子”更根本的恶。他无法向妻子解释这种哲学层面的“正义观”，正如他无法向村民解释海德格尔。
女儿王坪23岁时拍摄《每次见面都像是告别》，一家人在涠洲岛上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王坪不时劝说妈妈远离那些不在意她感受的人，但妈妈心里还是不舍。因为家里人本来就少，小弟离开后，更所剩无几。
生活艰难、性格不和、观念不同……肖大妹不是没想过离婚。王长生发现她深夜长时间流泪时，曾对她说：“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在这里了，你就走吧。房子和那点田你处理，有啷点钱你拿着，我也出去了，以后自己死在哪里就是哪里。”肖大妹心软了，觉得对方也是个苦命人。对她来说，义气是最重要的——她心中的义气是担当、责任感和善良的结合。
王坪从小就有一种照顾父母情绪的自觉，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黏合剂。她从来没怀疑过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爱。她对时下流行的对原生家庭的指控有些反感。“孩子责怪自己的父母，可是父母也有自己的父母，大家都不是完人，给的爱也都不完美，把祖宗都怪个遍又有什么用呢？ ”
在王坪看来，妈妈的困境是结构性的，她顾及“面子”不是虚荣，而是一种生存策略——那是她在村里能否挺直腰杆、在关键时刻得到帮助的保障，以致她变得内向、隐忍，以退让求存续，以自我压抑来换取社群的接纳。
小时候，放学后她都会叽叽呱呱地跟爸爸妈妈讲很多话，打破家中的沉默。直到33岁，她尝试过很多让父母相互理解的方法，到现在，他们依然谁也说服不了谁。
现在王坪已有所释怀，她知道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完满结局，本来言语和沟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我后来放过自己了，爸妈有他们自己的命运，我能做的，只是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抱着一丝希望，努力从各方面帮助他们。”
父亲爱读书，比母亲写得更早，王坪先给父亲提供大量书籍，充实他的“闭关房”，鼓励他下笔梳理人生。而鼓励母亲画画、写作，起初是为了帮助她度过“至暗时刻”，也希望她建立起精神生活，不再被周围的评价体系左右。
王坪发现，因为专注于“忙着写写画画”，妈妈烦心的事物自然而然变少了。
肖大妹在阳台上写作。（受访者供图）
在画纸上，肖大妹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在文字里，她可以清算委屈、表达自我。这个新的空间，让她第一次有了“为自己活”的可能性，也让她有底气对女儿说出自己的委屈。王坪认为，妈妈不只是“被苦难压垮的农妇”，还是一个在困境中，艰难地、笨拙地凿开一道光的女人。
这个三口之家，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书写关于家庭、乡土、时代的故事——肖大妹写着、画着自己的人生，王长生捣鼓着他的自传式小说，王坪记录自己回归土地的行动。如果要为这家人找共性，那便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底层书写。
肖大妹以为丈夫瞧不起自己的画和文字，王长生却对我们说，他认为肖大妹的画甚至比丰子恺的画好：“视觉上也许有点相似，但我认为她（的画）有更质朴的生命力。在内容上丰子恺也没有这样的厚度，一个中国农村老人一生的经历、底层人的生命经验，本来就较少被书写，而底层人的故事本身是很有力量的。”
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经验，有着各自的坚持与偏见。妈妈的人生故事，即将写到结婚那一年。当她毫无保留地倾吐一切，她知道，也许有人认为她是对的，也会有人站在丈夫那边。但她表示：“道理任由别人评价去吧。”
一家人在小红书文学节上的合照。王坪写道，“爸妈像是涉过了漫长的寒夜，太阳终于真正出现，他们终于在这世界上舒展了自己”。（受访者供图）
归来的女儿
肖大妹的大名是“肖凤玉”，那是她给自己起的名字。报名上小学时，老师问起她的名字，她回答“肖大妹”；老师又问有没有正式的学名，她脱口而出：“我叫肖凤玉。”那时候，她想起奶奶给她讲的古代千金小姐故事，她们的名字里大多带着“凤”“玉”这些美好的字眼。这也许是肖大妹第一次想象“我是谁”。
出生后，家人、村里人都喊她“大妹”。这个名字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她的生活处境——一个家中排行第二的妹妹，却承担着长姐的职责。无论在娘家还是后来的新家，肖大妹总是把自己当成撑起家庭的第一责任人。
王坪原本的名字是“王平”，父亲给她取名“平”，是期望她平安、平淡、平凡，那是父亲理想幻灭、辗转漂泊后对女儿的祝愿。在两个哥哥夭折后，王坪成了这个家里唯一的孩子。“坪”中的“土”，是妈妈后来给她加上的，因为算命先生说女儿命中缺土。王坪原本有点讨厌这一抔“土”，直到离家多年后生出乡愁，她才发觉自己的人生也许真的必然与土地紧密关联。
王坪的朋友用无人机拍下这片土地的模样。（受访者供图）
年少时的王坪无数次想从石塘镇逃离。这个风雨飘摇的贫弱之家，没有钱，没有权与势，就连人丁也单薄。她早早意识到，他们一家并不算镇子上的“主流”。在资源匮乏的乡土社会，人们总是为一点点利益就大打出手。两三岁的她看着父母与邻居发生冲突，被打得头破血流，吓得坐在门前的阶梯上大哭。
可当她离开小镇，成为 “一个从山沟沟里出来的金贵艺术生”，又成为广告行业打工人，她发现她最想念的是离自然很近的那座房子和徒步可至的山水。她的作品拿过一些艺术界、电影界的奖项，师长和朋友们都鼓励她继续做下去，期待她能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或导演。但她发现自己并不适合。
王坪更在意过程中产生的“意义”而不是“结果”。“每次创作，都是因为自己的生命中出现了无法理解、消化或解决的事情，我才会想进行创作探索、思考或行动。作品是我的阶段性‘答案’，而不是‘产品’，但我的答案无法产生商业社会重视的经济价值。”她总希望“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她一直在想“生命要如何才值得过”。这或许给她的工作带来明显的限制，但另一方面，这是一种罕见的特质。
王坪与肖大妹。（受访者供图）
在王坪迄今的生命中，有三次关于死亡的重要思考，其中一次是关于小舅舅的离去。她记得妈妈跟她说，小舅舅的葬礼，几乎全村人都来了。许多人记着他的恩义，在葬礼上哭泣。小舅舅打过拐、帮助过许多人，人们是诚心纪念他。
在她看来，小舅舅是个自由又广阔的人，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神奇的工作。他也写文章，比肖大妹早得多。有一段漂泊的日子，他靠稿费度日。王坪和肖大妹都认为，如果不是命运坎坷，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也许已经成为书写者。小舅舅写过很多文章，可大部分在一场和前妻的争吵中付之一炬。
小舅舅死后，王坪打开他的QQ空间，她对其中一篇故事印象很深——开头似乎只是描写一种朴素的日常，小舅舅撞见了熟人。然而故事的开展却超乎想象，牵扯出一段涉及多桩死亡的陈年往事、一句厌女的玩笑话引起的连环复仇。小舅舅平常不会跟家人分享这些让人心惊的见闻或轶事，只是默默地写下来。
小舅舅因在西藏工作时的一场车祸去世。死亡来得非常突然。王坪想，也许那时小舅舅已经对生活失望了。他辗转蹉跎，拼命想抓住所有机遇，好运却不愿垂青。好不容易有一点希望的闪光，又迅速陨灭。
我问王坪：“某种程度上，小舅舅是不是你的自我投射？”王坪回答，也许是的。“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漂泊一生所寻找的到底是什么？”对此，王坪也有很多疑惑。2019年，她列了拍摄计划，把行李打包寄回家，打算拍一部关于小舅舅的长篇作品。王坪通过远程兼职来赚钱支撑她的拍摄计划，也做好了“只要不饿死就继续走（小舅舅走过的路）的准备”。一路上，她看了很多奇幻的山川湖海，在舅舅去世的城市拉萨，她停了下来。
王坪为影片撰写的策划。（由受访者供图）
她想，也许小舅舅和她一样，曾经在这里感觉到某种温暖、某种感召、某种归属感——这里人和人的关系如此简单，有许多纯粹的善意。
在旅程的最后，她发现了一个终极问题——她和小舅舅的困境的本质，就在于“有精神追求的底层人的出路在哪里？”。
何以为“家”？王坪想，除了朴实、善良的人际关系，还需要人和人之间平等联结的精神空间。
由于疫情突然到来，电影被无限期搁置了。王坪还没法理清很多凌乱的想法：关于生存、死亡和意义。她知道，自己和家人、故乡之间矛盾重重——大到人生追求，小到生活方式。但她决定从做出改变开始。她带着“一方土地”的策划书，回到那片曾让她又爱又恨的土地。
“我不想被动接受一种馈赠，而是想主动创造一个我想要的世界——善意的、美好的、人和人之间没有勾心斗角的世界。我想创造这样的可能性。”
理想家园
某种程度上，王坪在妈妈身上的“实验”已经成功了。
以前的肖大妹，总是不自觉地陷入焦虑状态。王坪还在上大学时，曾带着父母去广西北海的涠洲岛看大海。在石塘镇之外的世界，妈妈的焦虑是肉眼可见的。她总是担心别人以异样的眼光观察她，断定她是从山里走出来、没见识的农村妇人；她也害怕迷路，回不了家，晚上睡不好觉，担心民宿会有贼人闯入。
回想这次多年以前的旅行，母女俩一起总结焦虑的成因：肖大妹觉得那时女儿还年轻，不够成熟，她对未知的世界有各种担忧；女儿则发现，母亲的焦虑部分来自不自信。
如今的妈妈，已经脱离了持续焦虑的状态，画画和写作改变了她对自己的价值认知。王坪对此深感满足，认为至少证明了“人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改变的”。
王坪和肖大妹在阳台上（图/新周刊）
从前，务实的肖大妹反对女儿选择艺术专业，担忧女儿难以谋生。后来，女儿决定回家，肖大妹也很不理解。但在了解女儿的想法后，妈妈成了强力的后盾，在“为村里的老人找点事做”这件事上，妈妈认为“一定要做下去”。
石塘镇上，满眼都是如同自己父母一般的老人。王坪感叹，他们可能身怀绝技、知晓关于天气和植物的一切，经历过许多精彩瞬间与历史变革，但他们都跟“现代化”没什么关系。有些老人会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或者在屋里空坐着，生命似乎只剩下等待最后时刻的降临。
女儿担忧老人们的精神状态，而妈妈看见的是老人们损耗的身体。在《一街人生》里，肖大妹写到她在集市上撞见多年未见的老姊妹的场景，对方已经被岁月压得弯腰驼背——“唉！年轻时候的父母是‘老投资’。到老了吃得动不得的时候，就是‘老常祸’。像她这样的处境，也是俺农村大多数老年人的版本。我心里堵得慌，也无能为力，无奈地嘱咐一句：‘不管啷哩，尽量保重身体’。”
刚从上海回到石塘镇时，王坪完全找不到门路。妈妈领着王坪到镇上的老年协会，帮她“深入老人内部”。一场演讲后，老人们熟悉了这位“归来的女儿”，为她的想法毫不吝啬地鼓掌。可理想和行动之间仍然颇有差距，写下自己的故事，对于这群老人来说门槛是比较高的。
志同道合的朋友又给她提供了一个办法——大家一起拍电影吧。对老人们来说，“拍石塘镇的电影”“成为演员”是很酷炫的事情，他们一下就来了劲。几位年轻朋友听说了她的计划，也来到了石塘镇上无条件地给予支援。
年轻人、老人一同开会讨论剧本。（由受访者提供）
他们到镇上采风，写了剧本，想以石塘镇的大清潭传说为蓝本拍摄一部本地方言电影。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爷爷奶奶告诉她很多她以前未曾知道的故事，让她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感知这片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些故事是老人们所熟知的，却一度被时间淹没，又将随着老人们的离去而渐渐被人遗忘。
王坪认为，他们不只是被动接受变化，而是主动的探索者和创造者。人物和故事都来自老人们的讲述，年轻人们参与组织和改编，如何演绎亦由大家做主。像王坪那样的年轻人，石塘方言讲得不够地道，对自然节律和知识也有匮乏之处，而不少台词是由老人们修改、共创的。
王坪的父母自然是积极参与者。父亲比王坪更熟悉石塘镇的历史，写了剧本的初稿，他领着一群人走到山里，寻找传说的发生地和拍摄场景；母亲则是方言改编组的，也是剧组的得力后勤，为众人供应餐食、道具。他们各自领了一个角色。
一家人在《大清潭传说》拍摄间隙。（受访者供图）
王坪也怀疑过，“为大家建立精神生活”，会不会是她自己的一厢情愿？也许他们想要的就是打打牌、看看电视、刷刷手机，可能他们并不需要精神生活。
但大家的改变都在真实地发生。水生爷爷不再70年如一日地封闭自己，他当着上千人的面表演；王铁伯伯开始在老年会组织文艺活动；年轻朋友抽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做事，他们发现乡土和老人家“是这么有意思”。肖大妹发现，老人们就连吃饭、睡觉都在努力背台词。一个爷爷为了演戏，把酒都戒了，说酒喝太多就会忘词。年轻朋友也会跟王坪说，原来乡土和老人家“是这么有意思”。
王坪觉得，两代人共同开辟一种属于大家的精神空间，这是一种“双向照亮”。年轻人也从老人们那里得到了很多珍贵之物——关于自身根源，比如土地、历史、传统、自然，以及他们惊人的生命力。
王坪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创造了另外一种关系。以前的关系，除了血缘关系就是利益关系，而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平等的友谊”。这样的友谊，“是可以弥合代际、城乡、知识阶层与乡土经验之间鸿沟的核心”。
电影首映那一晚，所有人都印象深刻——这是石塘镇上的大事，老老小小都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观看自己或乡民演绎的片子。生活似乎变得有意思了。有老人对王坪说：“这么好耍，我都不想死了。”
《大清潭传说》花絮。（由受访者提供）
拍电影花掉了王坪的大部分积蓄——租赁道具、剧组开支，大都由她来掏腰包，父母和朋友也有帮衬。她对“一方土地”项目的未来有些担心，她希望它保持纯粹，但也忧虑它难以持续。她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的光景，但知道这是自己的心之所向。
她想起自己把 “一方土地”计划案发给父亲看时，父亲对她说：“想做的事就去做吧，也许你未必会得到最理想的结果，但是认真做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反正我总是无条件支持你的。”那时，王坪还因为父亲表现得不是太兴奋而有些失落，但在父亲的小说里了解他的人生后，她才明白，经历过理想幻灭的父亲看到女儿在同样的年龄段做出相似的选择，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是非常可贵的。
日光落下的时候，王坪在昏暗的房间里说道：“你知道有这么一种植物吗？一片山林被火彻底烧毁之后，等风、雨把温度降下来，埋在深层土壤里的种子们就会慢慢尝试重启生态。这种植物会率先长出来。它们个头小，长不成大树，也活得不会太长，但它们的主要使命就是为了改良土壤、培养初始气候。等它们枯萎之后，会有更多的植物长出来。”
《我的理想家园》肖大妹（图/新周刊）
在肖大妹的好几幅画中，总有一座长在树林中的小房子，那好像是她对家园的想象。改建房子时，有一个房间的窗户被封起来，那里的白墙成了天然的画布，肖大妹画了一幅名为《我的理想家园》的壁画。
树林和山水之间，是他们一家人的小房子，这里足够宁静、平和。妈妈肖大妹在喂鸡，女儿王坪在二楼房间里工作，丈夫王长生也有一个位置：他在僻静的松树下悠哉地打着太极。在女儿看来，他们并没有因此就相亲相爱、互相理解，但因为文学和艺术，他们找到了某种共通的、超越日常的认同感。肖大妹还是决定给他留一个位置。
在肖大妹的理想家园愿景里，散步的路上，可以看得到放牛和划桨的人、熟悉的田野，也有从远方前来的汽车，友人可以顺着小路寻到他们的家门前。这座房子跟镇上的其他人家有些距离，但足以让人互相看见。
出品人 孙波
总监制 蔡彬 吴慧
策划 陈语歆 黄静利 谭山山
导演 李丽珍
记者 黄静利
编辑 谭山山
制片 黄静利 陆雯雯
摄影指导 赖国彬
摄影 陆雯雯 李丽珍
剪辑 李丽珍
调色 李丽珍
宣发 罗嘉妮 彭昱翔
设计 邓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