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与父母辈的“缠斗”，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题，而是动态的、充满张力的过程。而这种现实，具体而微妙地影响了我们的情感世界。
日常，家庭社会学家计迎春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授课。她的课堂显得有些特别：有时学生会在这里分享私密的家庭故事，比如，家人在婚姻中遇到的不公、父母对彩礼和嫁妆的看法。而分享这些难以言明的私人故事，看见彼此相似又有差异的困境，正是公共对话的一种形式。
计迎春的研究始终紧贴地气：从10多年前的“剩女”研究开始，再延展到生育、养老、性别、代际关系、婚姻、亲密关系等议题。她擅于将网络热词、民间智慧与学术话语并置，在喧嚣的舆论场中提炼出真问题。她通过“江浙沪独生女”看双系家庭（父系、母系并重的家庭）的流变，又通过“全职儿女”洞察代际关系的羁绊与纠缠。
这些年来，她提出、发展并深化了“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当下的中国式家庭就像马赛克瓷砖那样，是一种传统和现代镶嵌、杂糅的模式。这是她切入中国式家庭纷繁现实的一把钥匙。社会学对她来说，似乎并非为了提供简单的解答或批判，而是通过扎实的调研与清晰的理论梳理，帮助年轻人理解自身处境的结构性成因。有些人因此获得一种释然与力量：原来，年轻人与父母的拉锯、对于婚姻的犹豫，都不仅仅是个人困境。
她将10多年来的研究写成《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庭图景》一书。她的写作清晰地展现了个人风格：从真实的个体故事说起，与时代产生联结，与公众产生共振，再延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学图景。“让我们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是她反复提及的一句话。
《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庭图景》
计迎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1
年轻人与父母辈的“缠斗”，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题，而是动态的、充满张力的过程。而这种现实，具体而微地影响了我们的情感世界。
充满弹性的“门当户对”
《新周刊》：先从你10多年前的“剩女”研究聊起。那时“剩女”是媒体经常引用的热词，现在很少被使用了。以前女性不婚会被视为问题，回看这一研究，你有没有新的感悟或理解？
计迎春：2013年，我在上海开始做相关研究。“剩女”是2007年被造出来的，大约在2010年到2015年，我认为这个词给女性带来的压力最大。但它现在已经很少被使用了，甚至散发出陈旧的气息，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个词。我去年上课时向本科生提及，他们大多很茫然，只有一位女生说听父亲讲过——他口中的“剩女”是单位里50岁左右的未婚女同事。
“剩女”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出现的历史情境是：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断增多，到了2009年，全国高校在校女生人数开始超过男生。无论男女，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的结婚时间自然会推迟。在普婚、早婚的社会规范下，晚婚的女生被称为“剩下来的”，这背后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是不公平的标签。她们其实是被“剩女”了。
现在年轻人结婚时间推迟，结婚率也在下降。人们使用的流行词如“母胎单身”等，对男女生都适用，相对中性；甚至有人自称“幸存者”，自嘲没吃过恋爱的苦。这说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是社会的进步。谁再用“剩女”这个词，可能会先被贴上“老登”标签。而当年那些被称作“剩女”的女性，经济独立了，有能力对抗被乱贴标签的行为。
（图/《俗女养成记》）
《新周刊》：10多年前你做研究，当受访者说出“门当户对”的要求时，你感到惊讶。这些年过去了，你认为“门当户对”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现代版“门当户对”？
计迎春： “门当户对”本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准则，其含义一直在变化。十几年前我在上海访问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的女性时，她们主动提这个词，我还是非常惊讶的。通过她们滔滔不绝的叙述，我发现她们口中的“门当户对”，与传统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
相通之处在于，她们依然看重双方原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要相当。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含义增加了一层：两个人要般配，三观要一致。因为相似的家庭背景会塑造相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年轻人追求生活方式匹配、相互吸引的浪漫爱情，这是非常现代的、个体主义导向的。
（图/《苦尽柑来遇见你》）
今天，大家对“门当户对”的强调似乎更为细化了。在经济层面，男女会细究双方父母是否有退休金、医保等保障；在个人层面，他们讲求旗鼓相当、共同成长。这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既现代、多元，又对传统有所扬弃。有些传统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如裹小脚），有些则被保留并转化，我称之为“马赛克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家庭生活中镶嵌、拼贴、交织、杂糅在一起。
《新周刊》： “门当户对”与当下经济背景紧密关联，似乎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理性在主导？
计迎春：经济是一个重要维度。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本身就充满波动和风险。人们理性思考，未雨绸缪，寻求安全感，这很正常。大家讲究经济理性，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
同时，当下社会高度“心理学化”，“原生家庭”概念盛行。用今天的说法来解释“门当户对”，就是原生家庭相似。你认为“追求原生家庭相似，似乎是在追求一种稳定”，这一点我认同——这实质上是在追求一种个体的可预见性和掌控性。其中包括很多维度：经济、生活方式、三观，还有个人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稳定，等等。个体承受着结构性压力，他们希望降低婚后风险，让生活更和谐、可控；但这客观上也可能导致阶层固化。
《新周刊》：这种追求稳定的婚恋叙事，和千禧年前后追求浪漫、酷炫的爱情很不一样。
计迎春：以前浪漫爱情叙事被神圣化，但它也遮蔽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性别不平等。像言情小说里，男性是主动的追求者、经济基础提供者，女性是温柔、顺从的牺牲者，性别模式非常明显。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这种叙事已经祛魅了。他们更为理性，部分原因是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当下每年大学毕业生超千万人，一半以上是女性，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2021年9月2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托潘加海滩的一个家庭聚会上，一对夫妻在跳舞。（图/CFP）
“干婚”“拼婚”的背后
《新周刊》：婚恋的两种叙事同时存在：一方面是传统的门当户对，一方面更接近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纯粹关系”。你提到年轻人的情感有向“纯粹关系”转换的趋势，为什么说这可能是一种成本更高的关系？
计迎春： “纯粹关系”强调沟通、情感需求和个人成长。过去的婚姻，核心往往是经济，情感需求不被强调。现在的婚姻当然也以经济为基础，但恋爱更讲究情绪价值。情感是多变、脆弱的，不像经济那么稳固；个人成长更是高度个性化，双方的速度和方向可能不一致。因此，这种以情感交流和个人成长为核心的关系，反而有可能比过去以经济为主导的关系更容易破裂。
恋爱和婚姻也不同。恋爱更注重情感联结，婚姻则涉及共同生活、生育，养孩子成本很高。作为一个生活在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人，理性地考虑这些是负责任的表现。
《新周刊》：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干婚”这类新词。以前有个说法是“恋爱不一定要结婚”，而这些新词似乎在说明“结婚不一定要恋爱”，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计迎春：我们需要认真分析，辨明这些是真实、普遍的现象，还是吸引眼球的网络造词。“干婚”“拼婚”描述的可能是婚姻中情感消磨、夫妻关系变成更功利的经济关系，但这在传统婚姻中少见吗？这并不是新现象，只是用新词来描述旧现象。我认为，在现代婚姻中，这种现象未必比传统婚姻多。
传统社会是普婚社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个人没有太多选择，很多婚姻缺少激情或情感联结；也有不少婚姻虽有亲情的维系，但这往往是在不平等的性别权力结构下（尤其是女性）彼此忍耐着的维系。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会把这种现象摆上台面进行讨论和反思，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体现——更理性、更注重个体感受，反思性更强。这种讨论，也隐含了对有高质量情感联结的婚姻的向往。
《新周刊》：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年轻人在网上征集“拼婚”搭子，他们强调伴侣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制定了生活费用AA制、孩子跟谁姓等规则。你怎么看这种情形？
计迎春：这种现象肯定还是少数。互联网有放大作用，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内容，与现实相比可能有偏差。但这确实说明社会更多元了：不同的人对婚姻的认知不同，传统婚姻规范在松动，大家也在寻找自己的意义。这个过程也有理性化成分，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让人的思维偏向经济、理性，也有可能更看重物质。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包括亲密关系。一味批判大家功利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实里。在风险社会，有经济基础当然会让人更安心，这也是为自己、为未来负责。
“全职儿女”与“两头婚”
《新周刊》：你在书中提到孝道的现代性变化。当下年轻人和家庭的紧张关系，往往源于父母等长辈催婚。他们实在没办法了，就找个人结婚，以组建家庭的方法来展现某种形式的孝道。为什么我们把婚姻和孝道如此紧密地捆绑？
计迎春：这恰恰体现了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的杂糅、拼贴。父母成长于“结婚天经地义”的普婚年代，他们自然会将这种期望传递给子女；而子女（尤其是Z世代）接收的信息和想法已大为不同。孝道作为传统规范，至今仍有生命力，子女也能感受到其影响力。同时，在中国社会，婚姻与生育紧密相连。父母希望子女结婚，往往也希望他们生育，而生育关联着“养儿防老”的观念——这又与孝道相连。
（图/《剩者为王》）
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复杂系统，传统、现代、代际、性别等因素交叉、纠缠。生活在其中的人（年轻人和父母）可能意识到存在冲突，并为此沮丧。但孝道的现代化也不全然负面，它能给年轻人带来正面的身份认同感和力量感。
《新周刊》： “全职儿女”等现象表明，随着晚婚晚育乃至结婚率下降、年轻人经济压力增大，他们与父母组成的小家庭的重要性反而上升了。
计迎春：是的，与西方个人主义导向的核心家庭化进程不同，在中国，我们看到代际联系反而在加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改革开放使上一代人积累了财富，很多人有房产和积蓄；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的时期，更年轻的一代（如Z世代）得到的就业机会变少了，他们在经济上离不开父母的托举，有的甚至变成了“全职儿女”。许多年轻人购买婚房，主要依靠父母资助。这种经济上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同时，“少子化”现象显现——特别是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大批独生子女，这一背景使得当下亲子互动强度前所未有，代际情感联系极深。但亲密关系的另一面就是控制和越界。抱着“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一切都是为你好”的想法，父母很容易越界。即使子女和父母分居两地，由于通信技术发达（微信、视频），相互联系依然紧密，催婚、催育的压力随时随地可及。这种代际情感模式是当前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
（图/《我的事说来话长》）
《新周刊》：在江浙沪兴起的“两头婚”，会不会变成90后、00后的婚恋常态？
计迎春： “两头婚”起初是有地域性的。费孝通先生早年在苏南吴江开弦弓村调研，就观察到“两头挂花幡”现象。过去的计划生育时代，政策执行严格、相对富裕的江浙沪地区，很多家庭只有女儿且有财产，结合地方传统，就形成了这种模式。它解决了财产继承和姓氏传承（如果女方家庭在意的话）的问题。
这本质上是“双系家庭”模式的体现。在少子化、高龄化的大背景下，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很普遍。因此，双系并重的家庭模式可能会在全国以不同形式出现。这不仅关乎生育和财产，也关乎养老。在“421”家庭结构下，双方老人都需要照料，而当前养老主要仍依赖家庭，这个家庭就必须双系化。这可能是中国乃至东亚家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新周刊》： “江浙沪独生女”是互联网“顶级人设”，在你展示的故事中，感觉最让人羡慕的是她们的家庭关系。这会给其他家庭带来什么启示？
计迎春：我们要透过这个现象看背后的社会学故事。不仅仅是“江浙沪独生女”家庭，还有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全国各城市的中产独生女家庭，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传统的父权父系家庭以父子轴为中心，女性是隐形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而现代独生女家庭，母女关系密切，没有重男轻女的状况，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女儿身上，女儿有广阔的成长空间，亲子关系紧密且相对开明。
但这并非完美的家庭模式。亲密也可能伴随着控制，尤其是在教育高度内卷的背景下，也可能引发代际冲突。这给多子女家庭带来的启示或许是：父母应该给予孩子更公平的投入和待遇，为孩子提供更宽松的成长空间。
（图/《欢乐颂》）
“所有夫妻最后都会变成室友”
《新周刊》：你参与的一个针对大学生的学术调研项目，数据显示“情绪价值”成为年轻人恋爱需求的第一高频词。情绪价值指向的是什么？这一代人的情感取向为什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计迎春：这10年来社会变化特别大，尤其是年轻人的观念。Z世代是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强调情绪价值，意味着他们正视自己的情感需求，也是主体性彰显和个人反思性的体现——即“爱你老己”的另一种表达。这也是青年文化的一部分。
这也与高度内卷的社会环境有关。人被异化，情绪消耗大，内卷带来了内耗。因此，进行真切的情感联结，让情绪需求得到关注和满足，就成了现代人生活中的核心诉求。
《新周刊》： “所有夫妻最后都会变成室友”，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计迎春：变成室友也没什么不好，室友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首先，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有独立性；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为孩子负责。每个人做应该做的事情，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这不比“丧偶式育儿”好很多？独立、平等、互相尊重、对彼此负责任，这样的室友关系已经进入很高的境界了。
（图/《婚姻生活》）
《新周刊》：你的田野调查很多是在上海进行的，上海父母的观念似乎比其他地方的父母超前？比如你的调研对象之一、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华叔”，他认为女儿不一定要结婚，但最好有个伴侣。
2022年5月23日，上海。一对情侣在骑行时，还不忘手牵手。（图/CFP）
计迎春：不能以相亲角的父母来反推所有上海父母的特点，他们不具有统计代表性。而且，来到相亲角的父母，往往是压力更大、受传统规范影响更深的群体。上海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父母群体本身很多元，开明的、保守的都有。这些年，中国普婚、早婚的规范已经极大松动，结婚年龄大幅推迟，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数据。年轻人感受到的催婚压力肯定比以前小，但依然存在。
华叔是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受访对象，他一开始遵从“女性应该结婚”的传统规范，为女儿找对象一找就是10来年。女儿年龄大了，在相亲角受男方家长歧视，比如“不能生育”。他被传统规范反噬，也因此感到不忿，反而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觉醒。他的变化也是无奈的，因为他遵循的传统规范恰恰没有给他出路。
（图/《剩者为王》）
《新周刊》：2025年，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结婚率相比于2024年有所回升。以上海为例，2025年上海办理结婚登记人数较2024年增长38.7%。长期来看，怎么才能让年轻人不恐婚？
计迎春：近期结婚数据有小幅回升，需分析具体原因。可能是受2024年作为“无春年”不宜结婚的民间说法影响，2025年的结婚数据被拉高了；也可能有政策的推动作用，比如结婚登记手续简化。但长期来说，要让年轻人不恐婚，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产生结婚的动机。我们应该更深入地了解年轻人想要什么、面临什么困难，并系统性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比如在育儿照料上为他们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缓解内卷和过度竞争。这需要一个系统工程，不是零散的动作可以解决的。
在发达国家中，北欧生育率保持良好态势，学界认为这与其以性别平等为核心原则的家庭政策有关，比如强制或鼓励父亲休育儿假。当父亲育儿以及休育儿假成为规范，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也会相应调整。而东亚社会生育率低迷，与其家庭分工持续的性别不平等高度相关。
另一个层面，在全球范围内，年轻人对约会和亲密关系的兴趣似乎都在下降。这可能是现代化、全球化、技术革命中的共同现象。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和多元的思考。
《新周刊》：这些年研究下来，你对“家庭”的理解有变化吗？
2024年1月5日，湖北武汉。在汉口江滩，一座名为《美好未来》的雕塑展现了一家五口的美好生活，成为拍照打卡点。（图/IC）
计迎春：我的关注点始终集中在家庭关系模式及其变迁。我提出的理论旨在刻画这种变化：中国家庭正从那种父权、父系、从夫居、等级森严、情感疏离的传统大家庭模式，转向一种我称之为“马赛克双系家庭”的新模式——一种传统与现代元素镶嵌、杂糅，父母子女代际亲密共生、双系多核的现代中国家庭。
传统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是一种沿着父系传承的、单向的等级关系。而当下的代际关系出现了情感转向，呈现了情感亲密、双向奔赴、互相依赖的特征。家庭关系网络也从偏重父系亲属转变为双系兼重，年轻夫妻与双方原生家庭均有多维度的紧密联系（经济、情感等），而且这种代际关系是双向的。这个模式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家庭，也不同于西方核心家庭，是在中国自身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双系、双轴、多核的中国式家庭模式，是纯正的“中国制造”。家庭是社会的缩影，“马赛克双系家庭”也反映了中国现代性的独特之处，绝不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
排版：韵韵紫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第701期《干婚时代》
原标题：《学者计迎春：室友已经是婚姻很高的境界了》
701期杂志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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