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中国人的口头禅之一。
要发财，叫“马上有钱”；要升迁，叫“马上封侯”；就连日常被催促，也是喊着“马上就来”。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其实说破了一个现代人忽视的历史真相：在漫长的历史中，速度、效率与变革，都与马有关。
马是六畜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极为重要的役畜。（图/宝音 摄）
在中国，很少有一种动物像马这样，深度参与并重塑了文明的形态。如果没有马，中国的历史或许是截然不同的模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并不只是一种牲畜，更是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奔跑的原动力之一。马充当了文明的“物理加速器”，拉大了中国的版图；马充当了输送氧气的“细胞”，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血脉融合；马最终化为一种“文化图腾”，映射出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灵魂。
（图/Unsplash）
马如何定义我们的国家与民族？答案，就在马背之上。
在马真正进入中国文明的核心体系之前，我们的世界是以双脚为尺度的。
那时的先民，生活半径被双腿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一切似乎都在一种可预期的、缓慢的节奏中。而马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原始的时空尺度，将速度放大，将空间拉伸，让原本凝固的历史突然“动”了起来。中国的疆域，正是伴随着马蹄声，一步一步向外拓展。
马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助力之一。（图/Unsplash）
从考古发现来看，3300年前的商代晚期，中原地区大量出现了驯化的马。
商周时代的马，并不是用来骑的，而是用来驾车的。这是专属于贵族的出行方式，不仅从天子、诸侯到大夫，用几匹马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贵族所受的教育中，“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必须掌握的技能，其中的“御”就是驾驶马车。
马的野性难驯，中国一直不乏英雄驯服烈马的故事，养马、驯马也一直被认为是重要且辛苦的工作。（图/苏日特 摄）
战车用于作战有着很强的威力，当时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也是有多少战车，孔子就常常用“千乘之国”来指代大国。不过，战车作战在平地才好施展，一旦遇到丘陵、泥沼或丛林就会丧失机动性。马在此时，虽然提供了动力，却被车束缚着，还没能释放出它真正的威力。
转折点出现在战国。
赵武灵王发现，北方的游牧民族直接骑在光背马上（当时马镫尚未出现，马鞍也不成熟），来去如风，有如神兵天降。
于是，赵武灵王推行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军事改革——胡服骑射。脱下宽袍博带，穿上灵便的胡服，跨上马背，拿起弓箭。这一次“换装”，让中原军队第一次获得了与草原民族对等的机动性。军队的控制范围不再局限于平原，赵国的骑兵开始向北开拓，中国的版图开始因为马的灵活性而延伸。
赵国用马开启了战术变革，秦人则用马奠定了帝制时代的地基。
秦始皇有多次出巡的记录，他所乘坐的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形制的车马。（图/张琪）
秦国，就是一个建立在马背上的国家。秦人的祖先非子，因为给周王室养马有功而获得封地。马在家畜中的地位格外得高，遇到重大祭祀，秦人要杀纯色的马做祭品。秦国对怎样养马也有自己一套严明的规定，《秦律》甚至有专门的《厩苑律》，规定如果马饿瘦了，养马的人要受到重罚，堪称全世界最早的“动物检疫法”。秦始皇陵那些骑兵俑和马俑，就是对秦国强大国力的复刻。
在秦始皇开创帝制大一统的伟业之后，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个崭新的庞大帝国，维持运转就要依赖驰道。马在此时不再仅仅是军事资源，更成为了国家行政机器运转的基础设施。皇帝的命令、边疆的急报、物资的调配，全部依赖马的速度。可以说，没有马，秦朝的大一统就无法在物理空间上实现，庞大的帝国会因为信息传递的滞后而分崩离析。
上：秦始皇兵马俑。（图/柳叶氘 摄）
中：西汉玉仙人奔马。（图/柳叶氘 摄）
下：汉代木雕马（图/樊小喆 摄）
真正将“马”与“国家安全”画上等号的，是汉武帝。
汉初，汉高祖刘邦坐车出门，连几匹毛色一样的马都凑不齐。面对匈奴骑兵的“降维打击”，汉朝活得憋屈。汉武帝刘彻对良马的渴望几乎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他为了获得传说中的“汗血宝马”，不惜发动两次针对大宛的远征。
在冷兵器时代，马就是战略纵深，就是“核威慑”和“制空权”。汉武帝明白，想要彻底解决边患，就必须拥有顶级的战马。
正是为了寻找盟友与良马，张骞凿空西域；正是有了装备齐整的骑兵军团，霍去病才能深入大漠，“封狼居胥”。这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中国文明地理认知的飞跃。
因为马，汉朝的触角伸向了西域；因为马，丝绸之路得以畅通。马驮来了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种种事物，葡萄、胡萝卜、琵琶，以及佛教。修建于东汉时代的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就得名自“白马驮经”的故事。
马，硬生生用自己的四蹄，帮助中国人将视野投向了更为广大的世界。
拉大疆域之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如此辽阔的疆域，如此多元的族群，应该如何共存？
中国没有选择“分开来”，而是选择了“连起来”。
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中，有不少都有悠久的畜牧史。图为锡林郭勒的蒙古族牧马人。（图/宝音 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却也是马的黄金时代，更是民族大融合的关键期。
在这个时期，一个不起眼却改变了世界的发明得到普及。马镫的出现，让骑手在马背上有了支点，训练骑兵的难度大大降低，骑兵从游击队变成了重武装。
北方的游牧民族大举进入中原，他们带来了精湛的骑术和彪悍的作风。战乱虽然掀起了血雨腥风，但也促使鲜卑人、匈奴人、羯人与汉人在战乱中混居、通婚。
到了隋唐时期，民族融合来到了一个新阶段。唐朝的强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种“混合能力”之上——拥有中原的行政体系，同时拥有草原的军事动员能力。唐太宗李世民甚至将陪伴自己征战的六匹战马刻成石雕，列于皇陵，并亲自撰写赞语，这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骏。马作为人类的亲密战友，得到了帝王的大加赞赏。
昭陵六骏中，飒露紫、拳毛䯄流失于海外，其余四骏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图/李文博 摄影；制图/张琪）
马也迎来了自己的繁荣时代。我们看唐代的雕塑、绘画、诗文，马的形象无处不在。唐代人爱打马球，唐代的女子也爱骑马，唐代绘画中的骑马仕女并不鲜见，展现了那个时代开放、自信、刚健的精神面貌。马，成为了那个时代最酷的“时尚单品”。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这句诗常被用来批判帝王的挥霍无度，但从侧面看，这也展示出唐代令人咋舌的物流能力。从岭南（一说巴蜀）到长安，数千里之遥，通过换马不换人的接力狂奔，新鲜荔枝竟能及时送达。这种基于马的高效沟通，让生活在不同气候带、操着不同方言的人们，能够共享同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时空，这正是融合的基础。
彩绘陶俑反映了唐朝的时代风尚。（图/柳叶氘 摄）
也是从唐朝开始，直到宋朝，再延伸至明清时期，茶马互市这种基于马的经济行为，更进一步拉近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
草原民族的饮食结构以肉、奶为主，缺乏维生素等营养元素，而中原的茶叶恰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宋朝一直因为失去北方的产马地，在军事上存在明显短板，而中原缺马，草原缺茶。双方在官方的主持下，建立了一种长期的贸易体系。在西南和北方的边境集市上，成千上万匹马走进中原，成吨的茶叶、丝绸、食盐运往塞外，时间持续上千年之久。
茶马古道是内地和边疆商贸和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所运输的货物以茶、盐、丝绸为主。（图/张琪）
马不再仅仅是用来杀戮的战争资源，而是变成了经济结构中的关键节点。通过“茶换马”，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建立起了紧密的经济关系，进而完成了深度的文化交流，这比无休止的征伐要关键得多。
马，将不同的群体缝合在了一起，也最终融合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贵州水族端节赛马，是农耕民族与马也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鲜活例证。（图/陈伟红 摄）
近代以来，枪械、坦克和飞机的出现，彻底终结了马在战争中的使命。
在晚清至抗战时期，骑兵在技术上已经明显落后于机械化部队。但在救亡图存的战场上，马依然是中国军人最忠实的战友。我们不会忘记，在长征路上，红军的战马是如何驮着伤员走过雪山草地；我们不会忘记，在抗战的烽火中，面对日军的坦克，中国骑兵挥舞马刀冲锋的悲壮身影。那时候，伊犁马、蒙古马等等中国本土的马种，用血肉之躯帮助我们填补了工业实力的差距。
在中国文化里，不同花色的马都有自己的专属汉字。（图/张琪）
也正是在马被现代技术取代的这一刻，我们才深刻意识到：马之于中国，早已超越了工具的范畴，成为了一面照见中国人精神的镜子。
清朝，宫廷画师郎世宁笔下的《十骏图》，马匹膘肥体壮，皮毛油亮，就像是养于深宫的宠物。马变得安静、温顺，透露出盛世的富足与皇权的威严，却缺少了原本的那一份野性。
郎世宁绘《弘历戎装骑马像》，故宫博物院藏。
而到了民族危亡的20世纪，同样是在画家笔下，马变了一种样子。
徐悲鸿画的奔马，瘦骨嶙峋却肌肉紧绷，鬃毛飞扬，仿佛在向着黑暗的世界发出嘶吼。那不仅仅是马，更是四万万同胞想要冲破枷锁、追求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投射。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马，仿佛成为了唤醒国民斗志的图腾，象征着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徐悲鸿《双骏图》之一。
时至今日，我们不再依赖马，但马已经给中国文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当我们谈论人才时，我们渴望“伯乐”发现“千里马”；当我们谈论志向时，我们自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当我们谈论时间时，我们感叹“白驹过隙”；当我们谈论承诺时，我们认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我们谈论人品时，我们相信“路遥知马力”。
北宋李公麟绘《五马图卷》（局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甚至在现代工业领域，我们衡量汽车引擎的力量，依然使用“马力”这个词；铁路标准轨的宽度定在1435毫米，也是因为铁路出现之初要利用原本货运马车通行的隧道；我们每天通勤，走的还是“马路”。
汉铜奔马，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马踏飞燕”。（图/李文博 摄）
马依然在边境线上与战士们一同守护安宁，依然在一些不通汽车的地区帮助人们出行，马更多地变成人们在生活中的伙伴。我们可以在各地隆重的节庆上，看到各式各样的赛马，可以在景区看见马车载着游客游览，可以在草原上喝到马奶酒。
我们不再骑马远行。高铁缩短了距离，导航标记了方向，我们习惯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马的能力极限。
十二生肖马俑。（图/柳叶氘 摄）
但是，马从未远离。它留存在我们的语言中，在我们的祝福里，在我们对成功、时间与远方的想象之中。因为马曾经代表的，不只是快，而是人类第一次坚定迈向远方的决心。我们说“马到成功”，说的并不是一个祝愿而已，而是我们这个文明，如何理解前进，如何理解抵达。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农历马年，愿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还有一匹千里马，时刻准备着奔腾驰骋于人生的道路上。
[1] 《载驰载驱：中国古代车马文化》 孙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 《中国马文化》丛书 刘炘 主编 读者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