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的年，似乎有特定的形状、颜色、声音、味道。鞭炮的火药味弥漫在冬天稀薄的空气里，人群紧密而温暖，快乐的密度，比平常更高。
一搜“过年”“春节”之类的关键词，年味扑面而来：“过年回家就开它！续航740km”“带派嗷！过年回家开这些车，老丈人站起来给你敬酒！”“过年首选！马年限定零食礼盒，企业团购优惠”——年还没到，商家优惠活动先到；人没到家，东西得先到家。商家和远方的亲戚一样，都特别在意你今年挣了多少，准备花多少。
节前的街巷，一股强劲的音乐蓄势待发。那是从6岁到60岁的人都熟识的刘德华，他老人家马上“解冻”啦。“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这首每年循环到近乎成为刻板印象的BGM一响，神州大地上归家的车队便堵成方阵，真诚的或虚伪的贺电从各处发来，沉寂了一年的故乡，再次被乡音充斥。
（图/《恭喜发财》）
爸妈正在准备联手发“弹幕”，从你回家的那一刻起，滚动吐槽你的发型、工作和婚恋状态；密集串门的亲戚朋友，即将接替公司HR，用“什么时候结婚/生娃/生二胎”做年终考核，用老套但有效的火力覆盖你的人生。
这些信号都在告诉你，你与你的附近、过去熟悉的一切一起，正式进入这个每年循环一次的角色扮演游戏——春节。
（图/unsplash）
我们都爱假期，但不是所有人都爱春节。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厌倦的？
小时候过的年，似乎有特定的形状、颜色、声音、味道。鞭炮的火药味弥漫在冬天稀薄的空气里，人群紧密而温暖，快乐的密度，比平常更高。
（图/《小巷人家》）
长大后回想，“过年”这个说法似乎不太准确，更像“年在过我”：厚重的意义感和不由分说的“纪律性”，一起碾过我小小的身体，为我安排每天该做什么、去哪里、见什么人、说哪种吉祥话。
我们被裹挟其中，与“年”一起行走、表态、狂欢，听父母安排，对着一整年都不见面的亲戚，说一些跟去年类似的话题。在重复的仪式中，确认自己很快乐。
在这段几乎停滞的时间里的某个时刻，我们突然明白，过年看似是一年中最自由无忧的时刻，但其实是规定动作最多、要求最细、自我重复最严重的时刻。小时候觉得过年新鲜有趣，长大后慢慢觉得不适，才重新审视这种一到节点就进入某种特定生活节奏，以及被理所当然地预设和安排的状态。
仿佛在这个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最重要的节日里，我们总是身不由己，为团圆而团圆，在设定好的轨道里，展现一年中最浓厚的亲情和爱。像是为泛泛的观众编排一场“幸福”的展演，一顿饭要拍得精心，一句祝福要写得妥当，成为一种弥漫在假期里的、无声的情感劳作。
（图/《人世间》）
我们很清楚，爱不该是限时表演，不能只演七天。抗拒春节的重复和被动，和我们抗拒被催婚、被催生是一个道理：从过去的习惯和听从，进入一种厌倦甚至对抗的状态；从小时候的“渴望过年”，变为成年后“不想过年”或“不知道该如何过年”。
在这个艰难的转折点，我们尝试去理解春节的意义，改变某些可以改变的选项，尝试过一个由自我意志、自我选择做主导的年。这是建立和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也是重新发现和诠释传统，从反叛到理解，从干等、苦熬到转为享受的过程。
当然，它也是一次重新寻找自我的过程。
我们先聊聊我们为什么会在过年时，在如此热闹喜庆的背景之下，还是时常觉得被动、受控、不舒服。
韩国学者张庆燮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中提出“压缩现代性”这一概念，它用于观察当代中国春节，可谓十分贴切。这个概念是指，后发社会在极短时间内叠加式地经历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等多重转型，导致前现代、现代乃至后现代的价值观、制度和生活方式，被挤压在同一个时空中共存与碰撞的现象。
比如，年轻人过年通常是这么一套流程：算好请假时间，借助抢票软件在线上购票，搭上飞机、高铁等现代交通设施，去完成“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个绵延千年的、最传统的宗族伦理实践；除夕夜的团圆饭桌上，预制菜、微信红包、家族群中互相道贺等现代与后现代的元素，与祭祖、叩拜、守岁等古老的仪式共存。
（图/《小巷人家》）
就像社会学家严飞提出的“悬浮”——我们平时悬浮在城市的规则和生活方式之上，年底却被一把拉回名为故乡的地方，拉回这个被高度压缩的文化时空。在这里，时间与世代被压缩，空间和关系被压缩，观念跟意识形态被压缩，连带春节的功能也被压缩了，于是我们很难纯粹地去享受它。
回家的我们重新被嵌入故乡，在传统家族中重新适应自己的伦理角色，这与我们过去一年在社会中不断重申个体独立的诉求有明显的冲突，偶尔还需要切换不同身份进行各种社交表演。
我们跟着高速行进的时代奔波了一整年，突然又回到了一个传统的社会时空之中，多个时代的时间逻辑、生存状态和多种身份被同时压缩到短短七天之中，这导致我们似乎还在做跟小时候相似的事情，但形式和心态，早就发生巨变。比如，我们曾经以为走亲戚是一种纯粹的亲情联结，实际上它有着鲜明的拓展社会资本的目的；我们曾经觉得回家与家人团聚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它其实是情感家庭主义的一种表现。
春节的疲惫感就是这么来的。我们被迫在几天内连续扮演属于完全不同历史阶段的角色，并体验其情感模式。这种时间密度与复合价值观的压力，是我们想要逃避和获得自主权的原因。
于是我们陆续意识到，过一个由自我意志主导的“我的年”，有多么重要。
（图/《爱情公寓》）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中二的、冷漠的反叛，而是一种对自主权的夺回。年轻人开始在更多的地方发出自己的声音，分享自己的行动，像“整顿职场”一样“整顿过年”，向一些既有的、程式化的东西发出有力挑战。
所谓整顿，是年轻人不再接受僵化的行动安排、和陌生亲戚干巴巴地寒暄、毫无真实情感可言的酒桌文化，也不再忍受那种打着关心旗号的隐私冒犯——当然，80后、90后也会干这些事儿，但更年轻的人们开始更进一步地表达和实践，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断亲”，讨论如何优雅地拒绝无效社交。他们不畏惧，他们说出来并如此做了，于是他们配得到更多的自主权和快乐。
如果不去争取，那只能得到被分配的结果，而不是拥有分配的权力。
现代人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祛魅”后如何重新找到意义。既然传统的宏大叙事慢慢成为负担，成为压制我们的重物，不能自动赋予我们幸福感，那么也该到了我们重新去定义和改变它的时候了。
其实新的过年方式，网上已经有足够多的范本。比如“反向过年”，年轻人把身在老家的父母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带他们尝试一些自己很熟悉但对他们来说很新鲜的东西，例如吃西餐、听音乐会、看艺术展。既然不想回到故乡被安排，那就主动在新的地方，为身边的人做新的安排。
有人选择“酒店过年”，哪怕回到家乡，也在离家不远的酒店开一间房，以应对各种对个人边界的侵犯，保留一些进退自如的余地。几个年轻人、几个年轻家庭一起找个民宿，或者一起旅游过年，这样既有热闹的气氛，也不必被过度的礼俗和无聊重复的话题包围。
（图/《爱回家》）
如果一定要回家，你也可以把自己当成故乡的游客，和老同学一起做一次深度游。以你去外地旅游前查资料、做功课，本着用好这几天时间的心态重新看看故乡，或许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和意料之外的收获。
在过年这件事上，我们一开始像尼采说的骆驼，默默地、不自知地扛了好多东西，比如传统的、家庭的、社会的要求，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我们感到累了，学会反思，心里那头狮子醒过来，想质疑一切理所当然的规矩，想把身上的重担都甩掉。这个过程常常有些狼狈，也有愤怒和怀疑。
至于最后能不能真的变成尼采所说的“孩子”，那就很难讲，这需要一些机缘，也需要勇气。在一切都开始僵化时重新找到好奇心和游戏的能力，并不那么容易。如果找到了，那么你会知道，春节可以不必承载那么多家族传统的延续和社交的压力，只承载一小段时间的快乐和安宁。
而当你开始自己安排这段特殊的时间，你成为生活的主人而非被安排的小孩子，这可能才是你跟传统主动连接、与父辈相互理解的开始。
如前文所说，以前总觉得过年的规矩繁琐复杂，很多仪式看起来并无必要，但现在回头看，才有新的体会：母亲提前置办祭祖用的大量食材，父亲重新拾起每年用一次的毛笔写对联，这些从小看到大、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是他们为数不多还能紧紧攥在手里的，在平凡生活中的一点创造。世界上已经充满了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但这些重复了半辈子的固定动作，能给他们许多过年的实感。
（图/《甄嬛传》）
换个春节的过法，可以是完全抛下传统，跟父母说一声“我不回来”或者“我有其他安排”，去做自己的事儿；当然也可以是以你为主，重新走一遍过年的流程。该置办的还是置办，你来；对联写得不好，你试试；话题太糟糕，你自己来定义说什么；无趣，那么你来决定什么才是有趣的。
你不再是个孩子了。少看手机，陪家人看看春晚，主动聊一些平日里根本不会碰触的琐碎事和过去的事，这可能是你一年到头最重要的“采访”。
过一个“我的年”，才是真正继承年的精神：在变化的世界里，认真而自由地，守住属于自己的仪式与温暖。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认真而自由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它本就无关时间。
只是过年这件事，为“更好地活着”提供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机缘。
这些描述听来很耳熟吧：钟声敲响，万家灯火闪烁，父母依旧在身边，安静的四周偶尔响起鞭炮与烟花的喧闹——这种时刻，依然非常重要。忙碌了一年的我们需要这样的特殊，这种超然于工作之外的秩序，这种不容回绝的、让你要好好休息一下的催促。
这是一段允许自己和全年状态不一样的，极为特殊的时间。学会不与它为敌、不与传统为敌，学会以自己的方式度过一个满意的、体面的、与周遭和谐共存的“我的年”，依然是一年中最无可替代之事。
（图/武林外传）
祝各位马年快乐。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第700期《我的年》
原标题：《过好“我的年”，也是一种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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